学习型民法的演进与理性形成

中国近现代民法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先学习日本、德国,后学习苏联,近年来注重广泛吸收他国立法经验的兼容并蓄的历史过程。在当前民法典的制定中,应当充分认识我国学习型民法的价值定位。制定民法典是一个长期学习他国优秀民法文化的结果,也是继续学习的需要。我国民法典的理性形成应当是一个广大民众广泛参与、脚踏实地调查研究以及充分挖掘本土资源三者良好结合的历史过程。     

自然法思想对民法的影响及价值

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法的思想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却经久不衰,古代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近代自然法、新自然法均对民法有较大影响。作为一套价值体系存在的自然法学,对中国民法研究至少有如下影响:它是中国制定民法典的法哲学基础;自然法思想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源泉;根据自然法,道德应该作为民法的补充渊源;自然法应成为民法研究的方法论之一。     

知识经济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人格权

在这个突飞猛进的年代 ,一些传统的民法理念、民法理论、民法制度已经遇到了时代的挑战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既是推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巨大动力 ,又是制定我国民法典的限制因素。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人格权制度应该考虑到立法技术上与各编的逻辑性、内在统一性 ,同时还要考虑其作为一项权利应保持开放性。     

民法总则,一部保护个人“私权”的法律

民法总则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保护“私权”,它对“私权”看得特别重.总则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后面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是围绕权力的保护展开的.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这样总结. 在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看来,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是中国民法典的灵魂.整个民商事立法都应当在民法总则的统辖下展开.因此,民法总则的制定将极大地推进民事立法的体系化进程,尤其是民法总则构建了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强化了私权保障,使其真正成为“民事权利的宣言书”.     

客观存在与主观认同：中国民法的起源与发生

中国特色民法典的制定应当充分利用本土法治资源，本土资源利用的前提是本土资源的客观存在，因此，在学理上应当清楚回答中国本土到底有没有民法本土资源的问题。从民法的起源学来看，中国存在自己固有的民法，是民事立法可利用的重要资源，但从民法的发生学来说，中国本土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民法学，中国现代民法是继受西方部门法学并予以本土改造的结果。     

史尚宽与中国物权法的近代化

史尚宽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者之一，中国民法第一人。史尚宽倡导“参以各国法例”、“准诸本国习惯”，其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及其理论和实践促进了中国物权法由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其参与立法的《中华民国民法-物权法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被大量引用，成为连接中国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大陆法系国家民法总则的演进——以德国民法总则的产生为起点

民法总则的设立与否,如何设立,是民法典制定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和内容,本文以德国民法总则的产生为切入点,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在制定民法典时对总则的取舍及其原因,这对我国法律实践和民法典的制定有一定借鉴意义。     

民法典编纂的“两步走”

<正>在全社会充分肯定《民法总则》的立法内容和意义,并积极学习《民法总则》之际,民法典分则各篇的立法进程亦深受关注。"两步走"的立法方案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采取"两步走"方案。第一步,编纂《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分则各篇。立法机关目前考虑分则各编为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     

开启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的新时代

<正>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中国民法典编纂这一浩瀚立法工程取得突破性成果,实现法治中国百年梦又跨出关键步伐。在民法通则实施已整整三十年的历史时刻,《民法总则》的出台,注定会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民法总则》,堪称民法典之拱顶石,对于民法典的整体     

彭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CSSCI

彭真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促进和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框架基础。他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的领导、主张立法需要正确政策的指导、立法中新的问题需要探索试验,以及关于制定民法、刑法、经济法的思想观点,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思想观点,对促进地方立法的发展,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发展中国立法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继承发展和发扬光大。     

中国民法形式现代化之构想--中国制定民法典必要性之反思

当前中国制定民法典必要性之理由只能说明完善民法体系之必要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制定民法典。中国民法形式要实现现代化,只须制定以《中国民商法律总纲》为统帅、以各民商事单行法为支撑的有中国特色的民商事法律体系。     

编纂民法典,开启民权新时代

正一个国家是否迈入"民法时代",是衡量其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的最鲜明标记,这也是当下中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的根本目标。6月27日,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此次立法行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并不仅仅局限于单部法律的制度设计,而是在编纂民法典的宏大立法图景之下展开。     

彭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彭真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促进和保障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框架基础。他提出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的领导、主张立法需要正确政策的指导、立法中新的问题需要探索试验,以及关于制定民法、刑法、经济法的思想观点,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思想观点,对促进地方立法的发展,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发展中国立法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继承发展和发扬光大。     

夯实法律的道德根基

<正>一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经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开启了"民法典时代",在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所谓纲举目张,整个民商事立法都将在《民法总则》的统辖下具体展开,从而极大地推进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确认权利、分配权利、保障权利、救济权利,其价值在于保障私权、限制公权,强化对人格尊严价值的保障。《民法总则》就是     

论我国私法观念的缺失

《民法典》制定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民法观念的深入普及 ,中国私法观念缺失是一个客观事实。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在方面 ,我国四九年后存在的几个误区和法律建设上存在问题分析 ,找出私法观念缺失原因 ,以便采取措施 ,这是《民法典》制定与作用发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     

论《大清民律草案》的积极意义及历史局限性

<正>民法法典化是近代大陆法系国家资本主义立法的重要内容,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晚清时期为了"富国强兵",进行了近代法制的变革,其中《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完成是其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大清民律草案》的成编从内容和体例上是对日本和德国民法典的"借鉴"内容颇多,在产生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但它无疑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民法典,对当时和后来民事立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其这一     

后民法典时代民商关系的立法反思

准确界定和妥善处理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既有重大理论意义,也有显著的实践应用价值;既会影响到民商法立法理念的筛选、法律制度的安排和立法路径的选择,也会诱致相关的司法审判活动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点在民法典相关立法工作业已启动的时代背景之下显得尤为突出。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制度设计虽然对商事立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其并不能无差别、无障碍地适用到所有的商事活动领域。原因在于民法的基本价值定位是以公平为特质的人本主义理念,而商法奉行的则是以效益为导向的物本主义思想。据此,民事立法应回归以人为本的基本法律定位,充分关注人的权利的实现和人的尊严的保障,而不必过分追求对商事活动要求的满足和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回应。与此同时,商事立法应坚持其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基本定位,保持其价值取向与调整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在现阶段我国所采取的单一法典化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下,未来的民事立法工作应着眼于民法典内容的合理取舍与最大公约规则的进一步萃取,商事立法则应通过单行法的完善彰显商法理念和商法规则的特殊存在价值。     

金平:亲历三次民法典编纂

正翻开新中国立法的画卷,新中国的民法典起草工作风风雨雨、几经沉浮……我国著名民法学家、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金平曾三次参加新中国民法典起草工作。他亲历和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民法典起草经历的坎坷曲折,被中国法律界誉为"当代民法史的活化石"。今年,民法总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编纂工作再次启动。笔者专程拜访了九十多岁的民法专家——金平。看到民法通则通过后30年,民法典编纂终于获得实质性的进展,金平心情十分激动,在全国人大机关参加民法典起草工作时的往事也历历在目。     

从“民法精神”切入：打开《民法典》的恰当方式

一部上千条的《民法典》绝不是随意凑拢在一起的,而是由一个"真实内核"为逻辑原点和主线贯穿在一起的。这个"真实内核"就是民法精神,《民法典》是民法精神展开的结果。从民法精神切入,《民法典》的成就得失、实施难点以及民法不同于公法的私法特殊性就会凸显出来:民法是人们社会生活经验的记录;私法自治和权利本位主义是承认民法单独立法的理论前提;人格权益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是私权神圣的两大基点;民事权利平等不是公法上的公民权利平等和社会权利在民法上的机械投影;"合意生法律"是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民法基本原则几乎都可以从契约中推演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与私权话语——以国家治理转型为阐释背景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其进程深嵌于国家治理变迁逻辑之中,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私权话语的价值确认和制度建构的过程,对此予以认知和阐释是探寻中国民法典时代何以开启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转轨与民法的重构为重新发现私权话语铺垫了基础;改革中市场逻辑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制度回应助推了私权话语的勃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以民法典编纂为驱动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拓宽了私权话语的未来空间。中国私权话语及其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完善,成为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