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正统论说

有关儒学的正统化，学术界基本认为是在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之时。但儒学的正统化与儒学的独尊概念并不一样，儒学的独尊是和罢黜百家分不开的，而儒学的正统化并不排斥其他诸家。儒学的正统化的标志是儒学的主要治国之策被统治者采用。儒学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孝治”，“孝治”之策首次被统治者采纳是在汉惠帝四年，亦即儒学正统化的时期。儒学正统化为儒学独尊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儒学的独尊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从《晋承汉统论》看习凿齿的正统史观

东晋中期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将后汉、三国、西晋三百年史事勒成一书,于三国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认为晋越魏而继汉.在临终前又作《晋承汉统论》上疏晋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晋承汉统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正统史观.     

陈正统代表：闽台应携手共渡难关

割不断的两岸情，说不尽的闽台缘。两会期间，福建省的代表、委员被中外媒体“围追堵截”．十之八九被问到的是闽台关系。去年．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成效进一步显现．各界对闽台合作先行先试赋予更多想象和更大期望。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集中地区经济发展．同样的表述，内涵在深化．显示国家在积极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同时，对海西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行政学的威尔逊悖论:学科起源正统史论的祛魅与反思北大核心CSSCI

行政学史中存在一个威尔逊悖论,即长期以来学界尊称提出"政治一行政二分"的威尔逊为"行政学之父",但威尔逊本人却在被誉为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中将创始人的桂冠授予他人。这一悖论折射出既有的行政学起源史观的建构性特征以及"管理主义"研究路径的"霸权化"。本文尝试揭示既有起源史观遮蔽了的历史事实,并通过还原真实的学科发展进程,以此为学科多元化的研究路径提供反思视角。最后,本文对中国学界对行政学起源问题缺乏足够反思的现象进行了反思。     

中国法学的正当性及其知识谱系——兼论“新道统论”法哲学的理论意义

中国法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一直自觉主动地接受西方法学的滋养,它的恰当表述与其说是"中国的法学",不如说是"法学在中国"。与"法学在中国"、"在中国发现法学"这两种对法学知识谱系的论证不同,魏敦友教授提出的"新道统论"突出了中国法学的历史之维,从子学、经学、理学、法学的视角来论述中国法学的正当性及其知识谱系,并自觉地寻找新的概念体系来创造"中国的法学",对重塑中国法学及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地方政权的内在行为逻辑——掠夺之手抑或扶助之手

在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人的短视和普遍的“搭便车”现象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就地方政权而言,这个分利集团能否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得比通过特权垄断和巧取豪夺更大的利益,决定其成为扶助之手还是沦为掠夺之手。只有通过民主的权力和利益分享机制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才能克服软政权和分利集团化的弊端,扶助之手才有真正的保障。     

终结论之终结

“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的叙事中,暗含的寓意是指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式是惟一不可替代的模式,历史因此已发展到终点而宣告终结。这些终结论是与新的冷战思维、单向度的决定论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分不开的,充分暴露了他们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思想倾向。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元叙事,必将因新的历史事实而宣告自身的终结。     

再评社会主义“一国建成论”

本文围绕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一国建成论"展开,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究竟有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二是斯大林"一国建成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内在的逻辑缺陷;三是斯大林"一国建成论"在实践中所导致的种种矛盾.文章认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发生的苏东剧变绝非"一日之寒"所造成的,在考察这一事变发生的根源、总结这一事变的沉重历史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一国建成论"这一理论源头出发来思考问题,不能不从社会主义"一国建成论"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实践过程来思考问题,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启迪.     

论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及其化解之路径——兼论司法审查的正当性

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是指非民选的法官对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立法进行审查．违反了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原则。反多数难题成为困扰司法审查正当性的阿克琉斯之踵。学者们从各种角度构建理论化解这一难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比克尔的原则论、伊利的程序论和桑斯坦的最低限度论。本文通过分析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及其化解路径．发现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无法从法律内部证成．它必须借助法律的外部力量加以化解。司法审查正当性所依据的外部性力量正是政治学民主理论,该理论试图通过司法审查对民主的促进作用来解决反多数难题．进而论证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司法审查正当性理论为我国司法解释的正当性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从历史诗学到文化诗学：后现代历史理论的文化论转向

语言叙事始终是困扰西方知识界的理论难题.无论是德里达式以符号游戏截断语言指涉,还是福柯式以话语结构置换文本叙事,后现代历史诗学都无法避免其所固有的表征危机与理论偏执.新历史主义在对历史终结论的认识论批判中提倡从传统社会史到泛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使历史诗学在文化研究的关照下突破文本主义牢笼而实现文化与文本的形式对话和阐释共鸣.     

人工智能奇点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从“物种奇点论”到“社会奇点论”

“奇点”是当前分析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影响的重要理论框架。它通常用来表示人工智能将以指数级的增长速度打破人类与机器之间界限的巨变情形。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尽管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形态与从手工工具到机器再到人工智能的生产方式变化有紧密联系,并且人工智能在19世纪机器体系替代人的体力器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展现出替代人的脑力器官的演变趋势,但它在实质上难以获得人之为人的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决定的主体性意识。基于此,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形态变革之间内在勾联的角度所总结的“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科学价值。这即是说,人工智能的技术奇点带来的并非“机器是人”的“物种奇点论”,相反是使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可能的“社会奇点论”。     

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中的多党合作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从俄国社会阶级和政党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确定了多党合作的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国家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制的构想,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政权建设的思想。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李里峰在《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     

现代思想与民间文化之通融：李劼人思想建构论

李劼人思想建构之本真在于现代思想与民间文化的绝妙融合。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影响激活了李劫人思想中潜伏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因子。他通过对思想变革的深入思考．将巴蜀文化中固有的朴素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发展成了尊重个体独立、个性解放与个人发展为旨归的人道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李劼人在经历了身体与精神的“离乡”之后,自觉继承了巴蜀文化中重视世俗生活的实事实功精神,同时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底色．对巴蜀民间文化进行了新的翻检,从而使巴蜀文化在地域性的基础上有了超越性的蕴涵。李劫人独特的思想不仅对巴蜀文化的现代转型有积极的意义,即在传承巴蜀文化的同时又为其注入了现代的新质;而且对当代巴蜀文化建设也是很有启示．以精神的地域之乡为思考起点的方式．或许能治愈长期西化而导致失语症。     

志愿者动机之社会和文化起源——六国大学生调查情况比较

虽然有关志愿者活动的参与以及志愿者动机(Motivationsto Volunteers,以下简称MTV)的研究已经受到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持续关注,但是,从文化和政治背景来解析的研究却鲜见。本文对志愿者活动的社会起源论和信息传递论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比较,阐述了不同国家志愿者动机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来自6个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5,794名学生各自的反应。所得到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信息传递论,与此同时却淡化了社会起源论。文章得出结论:参与志愿者活动系个人的决定,更多地受个人影响,当然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巨大的社会力量的影响。     

“一国胜利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关系

1915年,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它是根据当时世界和俄国的形势提出来的,它是被俄国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1924年,俄共(布)党内围绕着要不要建成社会主义、建成怎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论战,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等人的论战中,提出并逐步完善了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客观地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因果判断到客观归属：转向何以实现

我国刑法中的传统因果关系论因其自身存在的实践机能性问题，必将为客观归属论所替代。但反对传统因果关系论的替代性流派很多，导致了繁杂的理论纷争。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论证需要，可考虑以“前现代性范式”和“现代之后范式”从法哲学角度，对传统因果关系论、德日因果关系论和英美因果关系论进行整体审视，从中可以发现客观归属论如何在刑法中得以确立。     

从"纠偏论"、"补缺论"到"本质论"——和谐社会理论的内涵拓展与科学定位

和谐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以后提出,并在十七大正式确认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但是,人们对和谐社会理论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纠偏论",即将和谐社会理论定位为对过去一段时间实践中所出现的偏差与不和谐现象的纠正;第二阶段属于"补缺论",认为和谐社会理论是对过去只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忽视社会建设的一种理论补全,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共同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理论;第三阶段属于"本质论",认为和谐社会理论已经超越了狭义的社会建设范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经过三个阶段的提升,和谐社会理论的内涵不断拓展,科学定位得以确立,历史意义更加突出。     

论“接触控制”之“正当性”判断——以技术措施设置之“目的性”为依据

“接触控制措施”在受到保护的同时,“权利根基”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是否赋予著作权人以“接触权”,“控制边界”如何确定,对于滥用如何进行规制以及如何防止权利扩张等问题均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力度的“强”“弱”差异性出发,结合海内外案例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