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民参与权的法律保障

参与权是公民通过国家不断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公民参与权,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是落实人权公约义务的迫切要求,是风险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和走向善治的必要途径。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权保障还存在宪法保障不足、缺乏刚性机制、制度体系不完备、救济途径不畅等问题。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公民参与权的宪法保障,完善立法,增强制度刚性,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保障公民充分行使参与权。     

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依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基于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具有主体参与地位的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保障存在制度性难题,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的权利是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该权利是否具有法理依据值得探讨,这关乎被害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被害人诉权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前提,权力制约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必要性的理论依据,被害人人权保障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思想基础,纠纷解决诉讼目的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导引,刑罚个别化思想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实体法理论依据。     

少数民族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我国民族法制立法面临的新课题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政治参与的几种途径中,依法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首选途径。如何在对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提供充分保障的同时,防止其权利被滥用,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有序性,是我国民族法制立法面临的新课题。     

当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保障的变动趋势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的保障存在典型的差序格局,随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这一差序格局具有时代性,主要体现在其趋势变动之中。本文从公民权利需求、公民维权意识、公民主体结构、政府保障行为四个方面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保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的实现往往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它更多对应的是政府的即时性义务和法定义务(责任),而非渐进性义务和道德义务(道义上的体恤),努力实现公民保障结构的动态平衡。     

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失序化问题

传统的单中心城市治理模式已经不能回应当下城市建设的发展,新时代下要求更加广泛的公民参与,但是公民参与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许多问题。规范层面上,表现为相关立法零散、建构性弱;行为层面上,体现为公民参与走向极端、重权利诉求而忽视参与义务;互动层面上,表现为政府与公民关系紧张、沟通不畅。因此,应当以集中建构部门行政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为目标、完善公民参与的"权利——义务"框架,为公民参与设置后果责任机制,同时转变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理念,由管理走向合作,由政策性问题的合作理念转向执行性问题的合作理念,以回应当下的失序化现状。     

论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权

地方立法参与权是政治参与权的重要组成,可以理解为公民作为立法的权利主体和行为主体在地方立法活动中享有的知情权,陈述权,质疑辩论权,监督等一系列权利的总和.我国已经开始在保障公民地方立法参与权的有益探索,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进一步加强公民在地方立法中的参与权,对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地方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异常访的成因及矫正

“异常访”是公民在现有体制内寻求利益维护达不到目的前提下、用非法行为进行利益维护的一系列行为。保障公民信访权利,将“异常访”引导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轨道,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政府与公民合作机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现有信访功能,扩大公民参与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树立“企业公民”价值理念 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关于“企业公民”的解释,国际上没有公认的标准答案。本质上讲,建立企业公民理念,不仅意味着对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诉求,还包括对其参与社会环境改造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保障。一个完整的企业公民角色,有远比一次性捐赠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内涵,它包含着社会和谐及更高层次商业道德理念的输出。中国石油应努力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     

论公民资格的构成

一般意义上的公民资格包括平等的公民身份、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公共精神五个方面。平等公民身份维持着国家的公共认同,公民权利是公民在市场、社会和政治领域得到平等对待和个体发展的基础,政治权利是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确保权利发展的基础,社会权利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保障,公共精神以公民责任为核心。这五个方面通过公民参与为国家的制度建构和政治认同提供连续性支持。     

普遍服务的理论基础——公民资格社会权利理论的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普遍服务由电信领域扩展到邮政、能源等领域,其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资格社会权利理论。公民基于公民资格而享有普遍服务,普遍服务保证公民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公民资格社会权利理论作为普遍服务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保障公民获得普遍服务的权利,有利于增强普遍服务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培养公民精神。     

论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行使参与权机理

参与权是投资者所享有的固有的权利,对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权进行保护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意义。参与权有利于股东参与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但当参与力度超越界限过度膨胀,也会直接对公司的经营独立和效率造成危害。因此,有必要界定出股东参与的权利界限以及门槛。     

谈刑事领域的公民参与——透析王会洲案件始末

公民参与是法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两类:一类是自觉的公民参与.另一类是自发的公民参与.前者是制度性创建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公民的朴素正义观的表达.后者在刑事领域的主要方式包括举报、扭送和正当防卫.关于此三者本体的研究较多,但从公民参与权的角度来予以定位的却不多见.正是由于此种定位上的模糊不清,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自发的公民参与权常常遭到破坏或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王会洲案作为典型案件就暴露了我国对公民参与权认识上的误差和法律保护上的不足.     

从王会洲案看刑事领域中公民参与的方式及法律保护

公民参与在刑事领域里主要表现为举报、扭送和正当防卫等三种方式。学界对此三者本体的研究较多,但从公民参与权的角度来予以定位的却不多见。正是这种定位上的模糊不清,导致司法实践中自发的公民参与权常常遭到破坏或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王会洲案就暴露了我国在公民参与权上的认识误差和法律保护之不足。     

论现代危机下的公民责任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危机将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公民的责任能力对于抗击现代危机的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胜危机的成败走向,关系着政府危机领导的效果。公民参与危机治理的公共事务是公民内在的职责,因为公民身份本身就包含着责任。公民积极主动的责任观念使参与危机的治理成为公民内在的自由要求。公民责任能力的提高需要教育引导和政治环境的熏陶。公民责任是与公民权利相联系的责任,责任之中包含着权利分享之义。     

公民受教育之权利与义务

关于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义务,各国宪法中的规定并不一致.从宪法规定、宪法判例和国际人权法上看,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事实上包括双重的权利义务关系.     

论公民行政法上的协助义务

公民行政法上协助义务是指一般公民所承担的帮助或辅助行政机关行政任务完成或实现的一种义务。长期以来我国过于强调协助的义务性,而忽视所应该对应的权利,造成客观上公民不积极履行该协助义务。无论法律直接规定的协助义务,还是因行为造成协助义务,都必须以法律实定为前提,＂见义勇为＂只是一种道德提倡。公民履行行政法上协助义务应获得权利与奖励,公民违反行政法上协助义务的应承担继续履行、应受惩罚、承担赔偿等必要的法律后果。     

刑事司法中公民的容忍义务及其限度

公民容忍义务源于每个人为求权利和自由需分出部分私权演绎为公权,所有人的付出意味着个人承担的义务比他的需要对应的义务更多,公权是放大了的私权。公民容忍的限度涉及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规则化、伦理化,目前的看法相当暧昧。公民容忍义务具有共识性、比例性、条件性和模糊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对公民应当服从的公权力应通过必要性原则、比例原则来制约,找到个人权利与警察权、检察权、司法权的平衡点,以保障公民的人权。     

析影响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诸种因素

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直接关系到民族法制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和发展,而对少数公民政治参与活动产生影响的要素又是多方面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的因素有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心理,它们从宏观或微观、积极或消极诸多方面影响着云南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     

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公共治理结构影响利害相关者的公民资格、协商合作的有效性以及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公共治理的首要主题。公共治理基本结构是由利害相关的普通公民、专业人士、职业公务人员、政治领导组成的四位一体的模型,遵循着共和主义政体"混合"与"均衡"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结构,需要党与政府各司其职,政府承担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和执行者的责任。     

论参与权在社区中实现的路径

完善参与权对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社区参与权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参与权主体范围不清晰,内容模糊,客体不清等。社区参与权保障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多元主体身份有待法律完善,参与权实现的前提性制度处于初级阶段,参与权实现的程序性制度、支持性制度、救济性制度呈空白状态等。完善社区参与权制度体系的路径应从前提性制度、程序性制度、支持性制度和救济性制度四方面着手,建立系统性参与权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