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法律分析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是肯定的,但在学理上仍存在分歧.我们认为死者无法享有人格权不可能成为人格权主体,死者人格利益不是权利而是法益,死者近亲属依据其一般人格权成为请求权主体.法律所保护的死者人格利益,是死者人格法益;死者近亲属的请求权是依据其自己的权利在维护了死者人格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利益,即人格尊严;死者人格利益包括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是具体的、法定的、有限的几种,不存在对死者一般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应规定相应的期限.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关于自然人死后是否还有人格权,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几个典型案例入手,对这种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自然人死后,人格丧失,人格权也随之消灭,但其人格利益却依然存在,并且其无论是对死者的近亲属还是对社会均有着重要意义,因此需要保护.本文主要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依据,保护的内容、主体范围、期限等方面对此问题作了论述.     

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中国民法典制定研讨会”讨论问题辑要及评论（一）

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我国民事主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法.在立法和实践中已经规定和保护的人格权,应当继续予以肯定和完善,没有规定但是应当予以保护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也应当予以规定,例如信用权、形象权、知情权、环境权、平等就业权、信息权和商品化权等.在保护方法上,应当确立人格权请求权的保护方法,与侵权请求权相配合,更好地保护我国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论死亡侵权中受害人请求权之基础

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缘于自身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死者生命侵害赔偿请求权属于非财产权利不得继承或让与,此外死者与近亲属间互负一定义务,因死者之死亡而致其近亲属无法享有因与死者具有一定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利益,他们当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浅析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

关于自然人死后是否还有人格权,一直存在争议.死者人格利益是人格权利益的一项重要利益.世界各国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研究非常重视,许多国家把死者人格利益列入民法典直接予以保护.而我国民事法律发展缓慢,对死者人格利益的研究相对落后.但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加剧,有效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已经成为关系个体生存质量的重要社会任务.     

论人格权概括保护的立法模式——“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废除

＂一般人格权＂由德国联邦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条关于保障人格的规定,通过裁判方式而创制,其目的在于弥补《德国民法典》有关自然人人格利益保护规定之不足。＂一般人格权＂的标的为自然人的全部人格利益,其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必要性在于民法典缺少人格保护的一般性条款,故其并非是对特别人格权及其他应受保护的人格利益的抽象概括。在我国民法典设置人格权保护一般条款的条件下,应当废除＂一般人格权＂的概念。     

助养关系下当事人遗产酌分请求权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遗产酌分请求权制度是赋予我国《继承法》上满足条件的继承人之外的人获得被继承人遗产权利的法律制度。通过对助养关系若干法律问题之分析,可得出满足条件的助养关系下当事人应当享有遗产酌分请求权的结论,分析比较助养关系下当事人遗产酌分请求权与被继承人遗产债权、遗嘱继承权(包括普通受遗赠权)和法定继承权之关系以及该项遗产酌分请求权数额确定因素,则对继承法遗产酌分请求权制度进一步立法与法律适用提供理论探讨,从而力图最大限度发挥该制度应有价值,保证其权利主体获得法定利益。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姓名权与其他“人格权”的区分——兼及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建议

姓名权是最早被确立的人格权，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有着本质区别。姓名权是权利，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本质上仍属于法律上的利益。姓名是人身外之事物，为权利客体；也只有借助“权利”这个技术工具才能建立起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勾连。生命等人格利益是人之本身的必要要素，作为权利客体会造成主体与客体的混淆，而且不通过“权利”这个技术工具，也能实现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连结，并通过对“人本体的保护”而获得法律救济。姓名权具有自我决定姓名、使用姓名、变更姓名、请求他人以正确方式称呼自己等积极权能，以上积极权能决定了其必须在侵权法保护之外，独立构成一种权利。生命等人格利益并不具有积极权能，仅消极被动地受侵权法之救济，故其没有成立权利的必要。相反，若承认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为权利，反而会为其添加有害的处分权能，从而带来贬损人格尊严的危险。以上反思，亦有益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之完善。     

死者名誉之法律保护再探

本文在剖析相关学说的基础上再次探讨了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问题,论证了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实质上侵犯的是生者的一般人格权,并对刚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下文简称《民法草案》)中有关死者名誉的规定作了简要的评析。     

中国人格权法的创新与发展——杨立新教授人格权法思想研究

杨立新教授是我国人格权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于人格权体系、一般人格权、人格利益准共有、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人格权请求权、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生命权、身体权、肖像权、声音权、信用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性自主权、人格权立法的研究成果,或者被理论界所认同,或者被立法、司法机关所吸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格权法的理论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民法总则权利客体、法律行为等理论。     

《民法典》中"人格权"的宪法权利基础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0条对公民的"人格权"做出了规定,其中,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其他人格权益产生的基础."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同样是宪法中第37条与第38条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具体裁判过程中,对民法典第990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必然涉及对宪法条文的解释.而目前基于对宪法条文的解释,很难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纳入"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权利范围之内,这样就会出现虽然承认"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民法中人格权的基础,但是却又无法将所有人格权纳入其范围之内的情况.     

法律思维规制下的新型人格权保护——从“大妈讹老外”乌龙案说起

法治建设当下,各种新型人格利益层出不穷.在这些利益的保护上,严重的法律话语权缺位导致人们在侵权案件面前还不知道或不习惯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型人格权利的保护亟需诉诸兼具规范性和经验性的法律思维活动,以区别于道德评判之极端、习俗论断之含混.这表现在:立法层面,恢复新型人格权的独立性及去神圣化,构建法律思维两种路向映射下的人格权双重立法模式,并诉诸特定的请求权体系以保证实现;司法层面,明确新型人格权保护的司法立场,通过法律思维过程拨开典型案件裁判所产生的道德修辞迷雾,同时用思维程序的规范性来约束新型人格权利之泛化.     

法律思维规制下的新型人格权保护?——从“大妈讹老外”乌龙案说起

法治建设当下,各种新型人格利益层出不穷.在这些利益的保护上,严重的法律话语权缺位导致人们在侵权案件面前还不知道或不习惯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型人格权利的保护亟需诉诸兼具规范性和经验性的法律思维活动,以区别于道德评判之极端、习俗论断之含混.这表现在:立法层面,恢复新型人格权的独立性及去神圣化,构建法律思维两种路向映射下的人格权双重立法模式,并诉诸特定的请求权体系以保证实现;司法层面,明确新型人格权保护的司法立场,通过法律思维过程拨开典型案件裁判所产生的道德修辞迷雾,同时用思维程序的规范性来约束新型人格权利之泛化.     

容留近亲属吸毒从宽制度之重构

容留他人吸毒罪作为吸毒违法行为之帮助犯,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此罪规定打击范围较宽泛,适用出罪或从宽制度的近亲属范围过于狭窄,有悖司法实际。通过类推适用理念,结合期待可能性理论引证,参考其他部门法相关范畴并兼顾利益考量基础上提出“类近亲属”关系,分析此类容留他人吸毒罪主体援引从宽处罚条款之合理性,以期能够实现打击毒品犯罪与人权保障相平衡。     

《民法典》中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要件与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787条以现行《合同法》第268条为基础，对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作出了规定。该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定作人利益，并避免社会资源浪费，任意解除权应限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不应类推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在时间要件上，该解除权只能在承揽工作完成之前行使；在主观要件上，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排除承揽人违约的情形。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符合解除权的行使程序，但在行使效果上，应注意其与法定解除权的区分。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须承担对价的单方终止，对该条所定的赔偿范围，应采“报酬请求权”解释，即承揽人有权请求合同约定的报酬以及因合同解除而增加的费用，但其因合同解除而节约的成本应予扣除。     

我国人格权请求权的立法参考与建议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内容。本文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人格权请求权立法进行介绍、分析的基础上,对全国人大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以及学者起草的专家建议稿中的人格权请求权立法予以了评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民商法典的启示

人格与主体资格及主体身份密切相关,人格权乃重要的主体权利。罗马法虽然没有人格权之说,但有人格权之内容,且对后来的民法典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对《法国民法典》影响巨大。《法国民法典》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采取了整体的人格权观点,法典在立法技术上采取概括的人格权保护方式;随社会的发展,新的人格权能不断被吸纳进去,故未产生一般人格权制度。而《德国民法典》受实证主义和康德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的影响,坚信法定人格权观点,法典采取列举式人格权保护,在后来的发展中显现出明显的不足。其后,在法理学的发展下,借助判例确立了一般人格权制度,且对德国族民法典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也对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将为我国民商立法带来一些启示,不仅可以增强我国确立该制度的主动性,而且从立法技巧上,可以将传统人格权置于人身权之中,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人身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制度。     

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调动各种法律责任方法,加强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其中民事责任在制裁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该法直接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民事责任的条文是第69条,不过,其他大部分条文都与认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民事责任有关。保护个人信息权益适用侵权请求权和人格权请求权的方法,应当依照《民法典》关于人格权保护和侵权责任构成的基本规则,准确适用法律规定的归责原则,掌握好民事责任构成要件,运用损害赔偿以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全面保护好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     

人格权中内涵积极请求权的实践争议与发展——以生命自主权的实践争议为例

现代典型立法例一方面开始逐步承认个体因人格的全面实现而享有的对于诸人格要素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却又在人格的最为核心的领域持保守的态度,普遍反对个体对生命所享有的一般自主权,即积极安乐死,而荷兰则是其中的例外。从荷兰的法律实践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来看,应社会背景的实践需要,于特定情形下承认人格权中内涵积极请求权,既是正当的,也具有可行性。     

保管人违反安保义务时的责任竞合研究

讨论违反安保义务型保管合同责任竞合,旨在推进此案型的诉讼程序和法律效果的确定性与合理性。从宏观层面的责任竞合制度研究到微观层面的具体竞合规范协调适用研究,是民事责任竞合理论研究方法的转变。在违反安保义务型保管合同责任竞合情形下,赔偿范围、证明责任和免责条款效力是诉讼程序和法律效果确定性与合理性的影响因素,而请求权相互影响说更有利于实现影响因素的确定性与合理性。通过请求、抗辩、再抗辩的动态过程,缓和具体规则冲突形成的张力;借助融贯性理论和利益动态衡量的方法,补足民法基本原则冲突带来的正当性欠缺。如果权利人以违约诉讼主张损害赔偿,除非与保管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相互冲突,保管人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进行攻击防御,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