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初期缅甸中立外交与美国对缅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甸的援助活动主要围绕其对缅中立外交的认知展开。入主白宫后，艾森豪威尔对东南亚区域一度奉行整体遏制战略，漠视缅甸独特的中立外交政策和援助请求。随着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以及中苏两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美国逐渐放弃区域整体战略，不仅接受了缅甸的中立外交立场，还向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做出“妥协”与“退让”,在援助谈判中便出现了施援国处于被动地位而受援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吊诡现象。总的来看，美国寄希望于利用援助影响缅甸的内政外交，而缅甸期望通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双方在援助目标上的分歧构成了美国对缅援助的结构性矛盾，也凸显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即美国对外援助并不完全是影响受援国的有力工具，反而会成为受援国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     

特朗普政府对缅甸罗兴亚危机的政策

自2017年8月缅甸新一轮罗兴亚危机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声明、情况说明、特别简报会等方式阐述美国的政策取向和立场,展开美缅双边及国际多边危机应对外交,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对缅甸军方的追责制裁。特朗普政府积极利用罗兴亚危机推行美国的"印太战略"。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体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特征。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下的外交政策产物,同时服务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防范和遏制中国提升在缅甸的影响力。     

国际身份危机与缅甸军人接权后的外交困局

缅甸在军方重新接管政权两年多来，国内危机持续外溢，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制裁等危机。既有文献从军方合法性、反对派动员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去解读，但仍难以系统诠释缅甸危机的僵局所在，也即缅甸内部政治互信与国际信任赤字相互叠加的结果。缅甸在政权更迭后，无法由内而外塑造“我群”共识，与国际行为体产生难以调和的认知歧异，继而生成了多重身份危机，包括遭受制裁、难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型身份危机，难以继续融入“东盟大家庭”的地区身份危机，以及与大国关系失衡的中立身份危机。缅甸的国际身份在2011—2020年的转型十年间逐步明晰，而在2021年转型受挫后，外交困局也随之而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缅甸看守政府改善外交处境的前提是努力确保国际身份清晰化，同步争取外部共识。鉴于中短期内缅甸难以确证转型身份和中立身份并回归“正常国家”,通过“东盟方式”重塑地区身份仍是最不坏的选择。     

从“孤立”到“互联互通”:印度对缅甸外交演变

1988年至今,印度对缅甸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从"孤立"军政府到1993年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再到2012年印度总理访问缅甸期间确定的"互联互通"外交战略。本文在纵向梳理印缅外交关系变化历程的基础上,重点探析印度对缅甸外交政策演变的动因和特征。尽管"互联互通"外交有助于印度实现多重战略目标,但由于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政策的实施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后军人时代缅甸的“双头政治”及其外交影响

缅甸进入后军人时代后,国内呈现由军人集团和文官政府组成的"双头政治"权力格局,这种格局是前军人集团政治设计的结果,对现在缅甸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落实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过程中,"双头政治"的博弈因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而变得更加复杂,体现为军人、文官政府和少数民族的"三方博弈"。在缅北民族和解进程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使得缅甸陷入既需要外部帮助斡旋而又让外部难以有效参与的困境。在中资大项目问题上,这些博弈导致缅甸对华政策出现"依赖"与"反依赖"纠葛,而中缅关系无法有效推进的局面。在若开罗兴亚人问题上,各方博弈更使缅甸陷入国际道义、政治与法律围攻的窘境。究其根本,缅甸仍停留在"求稳定"与"求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认同分歧与族群割裂,使其在后军人时代可能进入另一个"乱局"。军人势力仍然强大、文官政权软弱、少数民族各自进行不同程度的国际动员,各方"自助"而"不得助"的客观形势,使得民盟政府初期良好的外交环境日益恶劣。因国内政治而不断引发外交危机,缅甸孜孜以求的独立自主、中立主义和韧性外交受到极大影响,缅甸的复兴梦与发展梦未有穷期。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印度的调停外交

印度独立后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却因强烈的大国情结而在冷战中推行调停外交.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对待印度支那的问题上其调停外交表现较为典型.由于调停时机不成熟,独立初期印度对印度支那奉行不干涉政策.尼赫鲁否定了支援印度支那抗法斗争的建议,在第一次亚洲关系会议上拒绝了越南代表的援助请求,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国保大政权之间保持中立.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调停条件渐趋成熟,尼赫鲁开始谋求以中立国身份居中调停,召开了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提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和平倡议",还派遣特使梅农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调停,为印度支那实现和平发挥了一定作用.印度调停外交表面上是中立主义,实质上体现了利己主义与实用原则,也反映了其在追求"有声有色"大国目标与不愿卷入大国战略竞争与利益冲突中的矛盾心态.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将趋于弱化,一些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对国际政治变化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形成了有力的制约.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美国搞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减弱;全球化使两种制度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互渗透、交叉的倾向增强;多极化使美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增多,意识形态也趋于多元化,这些冲淡了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吸取经验教训,在外交上淡化、超越意识形态,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对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也减弱了美国同中国搞意识形态对抗的动力.     

柬埔寨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柬关系的发展

柬埔寨独立后政治发展极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致使其对外政策缺乏延续性.受此影响,中柬关系也经历了一些起伏.但总体来看,在"和平、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基础上奉行积极友善的对华政策一直是柬埔寨所遵循的原则.目前,中柬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但未来仍有几大因素影响着柬埔寨对华政策和中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外交政策的新调整:从对华友好到大国平衡外交

1988年政变上台的缅甸新军人政权,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不得不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稳定国内局势。在统治得到巩固后,缅甸新军人政权开始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即在继续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东盟、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本文还分析了缅甸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原因:内因是缅甸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外因是区域内外各有关国家对中国在缅甸及周边地区影响不断扩大存在恐惧心理。     

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的演变与中缅关系的发展

缅甸独立后,其政治发展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致使其外交政策发生了几次较为重大的变化。受此影响,中缅关系也出现了一些起伏,但总体上看,奉行积极友善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历届缅甸政府所遵循的原则。     

俄罗斯的"世界新秩序"论与外交选择

俄罗斯对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同俄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大国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俄国内对于当今世界和世界新秩序有四种观点,其中"多极世界"论和"美国单极世界"论对俄外交影响最大。独立以来俄在如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方面,外交政策选择存在三种取向上的论争,并在事实上构成了俄外交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普京外交的实用主义即"利用对手的力量为我所用",这同普京的国家利益观相关联,也是俄罗斯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转变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这决定了它的两重性和矛盾性。对"多极世界"构想的预期是多方面的,但叶利钦时期的多极化外交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反应均被更多地赋予了对抗性和制衡性,普京执政后开始将其转向理性而务实,更加注重大国协调和多边合作。     

文在寅政府的“两轴外交”评析

文在寅上台后提出了"和平之轴"与"繁荣之轴"的外交理念,希望在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同时,扩大韩国的外交、安全及经济繁荣的空间。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充分体现了灵活性和自主性的特征,但也没有摆脱过去韩国外交政策过于宏大的缺陷,在具体策略上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外交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但能否持续发挥效力仍面临挑战。文在寅政府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措施使得中韩合作空间扩大,但韩国制衡中国的思维依旧存在。中韩两国应当继续加强互信与合作,共同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和地区局势的向好发展。     

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

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是世纪之交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变化.霍华德四次执政,其"均衡"外交政策的成效是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试从当代澳大利亚外交的两大支柱--澳美关系和澳亚关系的角度,评述霍华德政府均衡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发展演变的特点和原因及所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读未来澳大利亚均衡外交的走向.     

解构“中国外交强势论”——基于国家角色理论的实证分析

自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转型的讨论也日益增多。西方学界普遍将中国的外交转型定性为"强势",且认为这种"强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文章以国家角色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对21世纪以来中国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外交部就中国海洋领土争端问题答记者问的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中国国家角色定位及实践的特点和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国外现有研究表现出其现实主义偏见和案例选择的偏见,同时也缺乏中观视角和比较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角色主体定位具有原则性及稳定性,其长期对中国国家角色的实践产生着规范性和约束性作用。另外,通过对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海洋领土争端问题这一"极值"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延续以往克制性行为实践的同时,也正在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显现出合法、合理的防御性政策微调。这也有力反驳了"中国外交强势论"的相关观点。基于对"中国外交强势论"的实证检验,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该论调在西方盛行的原因,并试图对中国在"中国外交强势论"这一问题上的应对之策提出可行性建议。     

奥朗德微妙转向亚洲

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任之后,对外交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全面加强亚洲外交。"经济外交"显然是奥朗德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法国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的关系也是在稳中求变。法国外交的新战略将是通过加强与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关系,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孟加拉国多元平衡外交的历史向度、现实考量与前景展望

孟加拉国自1971年独立以来奉行“平衡外交”策略。孟加拉国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被称为“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推崇的“友及四方,不存恶意”外交理念和把孟加拉国打造成“东方瑞士”的外交定位对该国后来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独立50余年来,孟实现了改善与印度关系,推动与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加强与伊斯兰国家间联系,积极加入国际和地区组织和合作机制,并深化与中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大国间关系。孟加拉国之所以制定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主要基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区域安全三大需求。未来,孟加拉国将继续与印度保持紧密联系,与中国持续加强合作,并强化与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间关系,为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美国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框架下的竞争中立原则分析

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体系重塑中,竞争中立原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代表性规则。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中,竞争中立是"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规则之一。竞争中立原则涉及国有企业、竞争政策和投资保护等议题,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维护其在全球竞争地位的新工具,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新挑战之一。文章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以美国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推动竞争中立原则为例,分析了其推动新一代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动因和收益,探讨了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和实现的具体路径,将国际规则形成机制的分析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拓展。文章还结合中国新一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提出了中国应对竞争中立原则的政策建议。     

"接触"抑或"制裁":美国对缅甸政策之"两难"

21世纪之初美国对缅甸政策波折不断,在认识到制裁失败的基础上,凭借务实性接触,美缅关系得以全面回暖,但随即美国对缅甸特定人群和目标采取了针对性制裁,直至当前重拾全面制裁的"大棒".经历了如此的循环往复,美国对缅甸政策大有"回到过去"之势.美国对缅甸政策在"制裁"与"接触"两端摇摆不定,"不完全制裁+不完全接触"混合并存一直存在于其政策调整之中.这种特点源于美国对缅甸政策深层次因素的长期影响,其内在的"两难"在拜登政府期间日益凸显且难以纾解,美国对缅甸政策选择的空间进一步缩窄.面对纷纷攘攘的周边变局,中国应积极寻求拓展周边外交,确保中缅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立战略与蒙古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

蒙古国自1924年建国至今,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先后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以及成为"永久中立国"的中立战略。相比建国初期选择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民主改革时期选择的"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更具有优越性,它不仅使蒙古国从完全依赖于某一国家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还使蒙古国的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由于毗邻大国和域外大国关系紧张导致蒙古国威胁感知上升,从而在2015年调整其对外安全战略、选择中立战略成为永久中立国。其主要目的是在不得罪两个邻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有效的永久中立国身份获得他国对其安全上的保障。     

论法国在前南联盟危机中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后 ,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苏联自身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 ,法国在外交上开始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就在法国考虑如何制订其外交战略以应对这种全新环境的时候 ,1991到 1995年的前南联盟危机为法国调整其对外政策 ,重建法国在欧洲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在处理这场危机的过程中 ,法国政府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对这场冲突中各方的态度 ,同时根据国内知识和文化阶层所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 ,对处理前南联盟冲突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调整 ,并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此期间 ,法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