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诉讼释明制度

民事诉讼释明权的行使是法官的职责,也是法官的权力.完善的民事诉讼释明制度能够有效地修正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缺陷,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司法公正实现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学习对象,故而释明制度的构建显得十分必要.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与未来走向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包括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类型.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研究对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具有重要的的指导意义.以民事诉讼模式论演变史及主要学术争论为线索,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类型划分、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及未来走向进行分析,可为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选择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和我国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涉及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换和新的诉讼运行机制的确立。目前我国调审合一、法官主导的法院调解制度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 ,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为此 ,有必要建立与当事人主义模式相适应的诉讼和解制度。     

英中两国民诉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兼论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辩论主义

本文以辩论主义完美运作的条件为支点,通过对英国、中国(台湾、大陆)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论证世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加强法院职权的趋势,揭示我国大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些误区以及在改革中完善当事人与法院角色分担的重要意义。     

英中两国民诉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辩论主义完美运作的条件为支点,通过对英国、中国(台湾、大陆)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论证世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加强法院职权的趋势,揭示我国大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些误区以及在改革中完善当事人与法院角色分担的重要意义.     

论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民事审判权的规制

随着传统诉讼模式即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弊端的逐渐显现,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应运而生。我国现行民事审判权的行使在很多方面不符合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的要求。因此,应通过完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滥用程序控制权惩戒制度规制程序控制权;建立释明权不当行使的救济制度规制释明权;严格法官调查取证程序规制调查取证权。     

论取消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 ,自 1991年以来获得了一些发展 ,但是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存在着以下问题 :检察机关如何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 ,检察监督是否真正达到了立法者所期望的效果 ,检察监督对当事人有无实际意义 ,检察机关自身行为谁来监督等。此外 ,检察机关的监督人地位与民事诉讼改革呈现出来的目标趋向当事人主义模式存在着无法兼容的矛盾。基于以上原因 ,本文认为应当取消民事检察监督     

发现真实与证据的收集——以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为中心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各国普遍规定了当事人收集和提出证据的义务。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被一再的强调，而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当事人证据收集权利却没有给予相应保障。本文通过分析两大法系当事人证据收集制度的现状得出了其差异及形成原因，并结合我国运行现状提出完善意见。     

辩论原则下民事证据收集制度的两种进路——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之修改

民事诉讼程序对于大陆法系以及美国这一英美法系的重要代表而言,都是以辩论原则为基础的,因而也均须借助证据收集制度矫正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由于辩论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审理程序或集中或分割以及二者相左的程序正义观,大陆法系奉行职权进行主义,美国则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完善民事证据收集制度是我国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不应回避的着力点,可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当事人与法官共同配合的取证模式。     

对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思考

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和进行民事诉讼时必须公正、诚实、善意。这项原则在很多国家已被承认 ,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尚未将其确立为一项法律原则。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该项原则 ,也有不同的意见。从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补充漏洞、完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等方面分析 ,我国应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该原则。     

案外第三人申请再审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和最高法院2008年11月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条、第四十二条确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但是,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模糊,关于此制度的设计存在诸多缺陷,在民事诉讼法修订时需要进一步立法规范。     

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之构建

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方式过分强调开庭审理 ,忽视审前准备 ,导致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界限不清 ,功能错位 ,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难以确立 ,诉讼代理制度发展不充分等弊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 ,应当在此基础上尽快修改《民事诉讼法》 ,完善民事诉讼制度 ,构建以证据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审前准备程序 ;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法官 ;合理配置法官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使当事人真正成为审前准备程序的主体 ;严格诉讼代理人的条件 ,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以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目的。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和解

诉讼和解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定纷止争的诉讼手段,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它最能体现市场经济主体的意思自治,即当事人合意,能及时、彻底解决纠纷,减少讼累。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解制度的规定,但过于简陋,难以涵盖其应有的全部内容,因而在理论上认识比较混乱,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本文从其与法院调解的比较出发,提出了几点意见。     

审前准备程序的职能及制度完善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程序立法,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做出了相关界定,但相对简单、粗放,当事人参与程度极低。审前准备程序需要完善制度保障,包括强制诉答制度、诉讼失权制度、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等。另外,法官释明对明晰当事人请求的内容及其诉讼目的,促进诉讼适当解决意义重大。     

解读和正确把握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条件

修订前的《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条件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四种情况,缺乏可操作性。2008年4月1日起执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较大的修改,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进行准确理解和适用,及时转变观念、加强调研,正确把握好修改后的抗诉条件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抗诉工作的首要任务。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时应遵循一定程序法规范,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人民在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得以参与、表达意见与沟通,进而确保人民程序与实体上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因此,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具有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及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信赖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当时的立法争议问题,对于大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相关规定的解释方法——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出发

《民事诉讼法》第64条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实践过程中,恰逢外国举证责任理论的引进。外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悄然引发了举证责任解释方法的摇摆不定,直接导致司法实践的迷惑。理论的产生有其本土起源,举证责任作为民事诉讼的脊梁,这种先天特性,决定了其解释方法首先要从中国本土出发,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入手。     

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存废刍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具体适用上都存在一些问题。然而，在学界对其的讨论中，建议改造的多过探讨其存废的。由于该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制裁性与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基本职责相矛盾，每个措施实践中又都存在问题，因此，该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际价值均值得质疑。废除该制度并引入其他替代性制度，是一种有利于加强当事人主体地位并符合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较好选择。     

消费诉讼制度探析－探求构建我国消费诉讼制度

消费诉讼在我国 ,不是一种特别诉讼 ,也没有自身专门的制度体系 ,有关规则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然而 ,由于消费诉讼自身凸显的特性 ,适用一般民事诉讼规定已经明显不足 ,文章从分析我国消费诉讼现状入手 ,借鉴国外及我国港台地区消费诉讼 ,以探求建立我国消费诉讼制度     

我国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的类型化分析

虚假诉讼问题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制度等复杂问题。现有研究没有脱离微观的具体概念、制度规定,较少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进行探究。本文试图引入新的研究思路,从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出发,用时间标准进行梳理,区分“法院是否赋予第三人参与诉讼机会”和“第三人是否实际参加诉讼”来进行类型化研究,探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缺陷,寻求完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