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

如何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课题。在分析此问题之前,对诸如"民族"、"认同"这样使用普及、歧义丛生的词汇进行概念辨析,可以更加精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目前主要存在"冲突论"、"和谐共生论"等观点。其中,和谐共生理念更加符合多民族国家的长远目标,而构建现代公民身份就成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的路径选择。     

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从功能论和冲突论的视角

国外社会建设理论主要有两种理论范式一功能论范式和冲突论范式，分别以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论观点以及以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达伦道夫、科塞为代表的冲突论观点。研究我国的社会建设问题，不能单纯地用功能论或者冲突论去分析，功能论和冲突论的结合能够更好地回答有关和谐社会建设的更多问题。     

国家政权建设与居委会行政化的历史变迁——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的考察

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权的科层化与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在破除国家整体论，迈向多层级、具体化国家基础上的对社会渗透与引领不断强化的过程。研究通过对建国以来居委会产生、发展、曲折与扭曲、改革与完善过程“知识系谱”的历史检视，发现居委会行政化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是“同频共振”的。在居民委员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政权建设的逻辑、革命的逻辑以及改革的逻辑实现了对居委会的不断渗透与控制，呈现出强国家与弱社会下基层的政治动员与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策略，国家统合社会中革命的传统与基层治理的失序运行，以及国家渗透与社会成长中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与变迁。本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逻辑在基层社区中的展演与映射。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原因探析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的原因众说纷纭 ,各种观点归纳起来可分为主要根源论和综合根源论两大类。探究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的原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犯罪本质及其产生原因的一般理论为指导 ,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及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 ,考虑该类犯罪自身的特殊性。该类犯罪的一般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存在、商品经济消极因素的作用及个体利益需求扩张 ,特殊原因是对该类犯罪打击不力及权力集中并缺乏有效监督。     

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历史演进——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思想家们对“社会与国家”问题两千余年的探寻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社会混同国家”的传统国家主义阶段，包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思考、中世纪教权与俗权的论争、霍布斯等为君主专制的辩护等。到了近代，洛克、亚当·斯密等通过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无形之手”等理论试图说明“社会外于国家”，并据此提出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主张。黑格尔则是真正从学理上明确区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第一人，并推崇“国家决定社会”的理性国家观念。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黑格尔的思想颠倒了过来，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并通过市民社会论和社会有机论加以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阐明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论国家政策、村规民约与法律秩序的冲突及融合--对天津基层法院100份宅基地纠纷判决书的法社会学分析

天津宅基地纠纷是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制度变革的背景下涌现的，引发纠纷的既有政府权力主导城镇化建设的外部原因，也有制度建构过程中国家层面“大传统”与乡村社会“小传统”冲突的内在原因。基层法院在社会变迁和法律冲突的背景下扮演的不仅仅是规则的适用者，还是矛盾的化解者，分担着基层治理、乡村建设的职能。在审理宅基地案件时，基层法院除了适用法律规则，还应兼顾实质理性，重点考虑政策，并谋求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合作。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经济犯罪原因解释论比较研究

关于经济犯罪的产生原因，一直是犯罪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解释经济犯罪原因主要理论有理性选择论、差别接触论、力量和诈欺犯罪的一般化论、整合解释论和无规范理论等。其中无规范理论适应了解读经济犯罪产生、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即经济犯罪在事实上是个人和经济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经济偏差行为，只是由于经济形态的改变，而产生了不同形态的经济犯罪。因此，长期以来无规范理论被理论界和实务界作为研究经济犯罪的重要理论之一而被广泛引用。在我国，体制变革为经济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积累的负面效应是催生经济犯罪的原动力。制度冲突和深层次矛盾为经济犯罪的滋生提供了空间，少数权力腐败是经济犯罪的催生剂，改革时期社会心态的浮躁和相对被剥夺感是经济犯罪的重要思想原因，跨国跨境犯罪是诱发经济犯罪的外部因素。     

冲突与控制——关于国家控制冲突问题的研究

冲突是直接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一种关系状态。冲突的根源和根本动因构成冲突产生的客观可能性,而只有冲突主体的主观因素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客观因素才发挥作用。国家作为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必须采取措施,把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确保国家的存在和发展。     

从结构性依赖到制度性认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趋势下,理论方面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走向经历了"转型崩溃论"与"结构适应论"的争论。两种争论指向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否成功塑造稳定的制度性认同,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制度性认同主要包含宪法主导下生成混合型的国家认同,政治制度化过程塑造赞成性的国家认同,现代国家福利体系塑造归属性的国家认同三大基本内容。经历了革命年代和改革年代的变迁,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不同领域内形成了特定的模式,即依赖经济发展绩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有限度地吸纳社会的监管型国家治理方式、有限多元的混合型治理的国家认同模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已具备制度性认同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众化与共识性,公众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官僚体系的理性化与技术化。从发展条件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仍需要构建现代性的维度与相应的支持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