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兼论初步证明责任标准的制定

2012年10月9日,《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发布,书中表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我国先后在2010年和2012年颁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规定》)和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此举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意义重大。     

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兼谈《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事实时必须遵循的原则。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史,不应以欧洲大陆为中心,而应扩展至世界范围,将其分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证据裁判原则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根据。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可采性。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体为法院和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不宜作为排除主体。定罪证明标准应以结论唯一为最高标准,以排除合理怀疑为降低标准,两者在实践中互补适用。     

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     

法治、良法与民主——兼评拉兹的法治观

<正> 在法学界对法治(the rule of law)的各种解说中,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倾向。他在其代表作《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The Authorityof law——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的第十一章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法治的看法,并在该章前言中集中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法治是良法之治,那么解释它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但是若是那样,这一术语也就失去了任何用途。仅仅为了去发现信奉法治就是相信良善应当获胜,是不必求助于法治的。法治是一个政治理想,一个法律制度或者缺乏、或者多多少少地拥有这一理想。此乃共识。同时可以认为,法治只是一个法律制度可能拥有以及据以评判该制度的优点之一。它不应与民主、正义、平等(法律或其他事物面前的)、种     

论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及其养成

十八大报告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重要部署,特别是明确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确立了新的功能导向和路径选择,同时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培养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有利于推动检察工作,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因此,深入研究并培养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是实践中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法治的起源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运行机制

顾名思义,法治即法律的统治。历史上存在过多种类型的法律,只有法治之法才能保障自由,这种法治之法主要表现为一些一般且抽象的规则。法治国家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它不仅是宪法的、分权协作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权力行使得以全面规范的,而且也是从立法和司法程序之合理性所确保的公平性中取得其合法性的。     

论式：法律逻辑研究的新方向

当我们将审视焦点从法律三段论的外貌转向其内在要素——事实前提和法律前提,并进一步寻找这些前提的支撑基础时,一个全新的法律论证结构暴露出来：若干可能的或合情理的论证（合情论证、论证型式、论式推理）支持两个前提,使得我们有理由假定到目前为止对两个前提没道理怀疑。然而,亚里士多德于分析性推理理论之外开创的并在中世纪传统中广泛应用的论式理论系统,被现代逻辑理论和法律逻辑理论遗忘了。幸运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敏锐的逻辑学者和法律学者,分别在法律领域和逻辑领域复兴了论式理论。当代关于论式的界定、功能、结构、分类、评估、经验基础和文化特异性的研究已在多个学科展开,初步形成了论式理论的基本框架。一种周全、可应用的法律逻辑有必要整合法学＂论题学＂和论式的逻辑理论,以丰富法律逻辑的内容与方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困境——以证明制度的实施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排除程序中证明制度设置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对案件的定性。今年刚刚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的证明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在证明对象的界定,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设置上还缺乏有效的可操作性,本文立足于此,对证明制度实施中的一些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以保障人权为核心价值取向,兼顾比例原则,就进一步加强证明制度的可操作性进行了初步探索。     

法治时代的法律位置——认真看待法律逻辑与正义修辞

按照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在不久的未来中国应该进入法治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与法治并驾齐驱,在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重新塑造法律的权威。实现法治需要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法律方法论。然而,法治的实质合法性是以追求正义公平为前提的。为达到和谐社会思维决策中的正义修辞不可缺少,没有正义等法律价值的修饰,法治会失去终极目标而不具有合法性。要想使法治具有可接受性,逻辑推演的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证的方法不能缺位。认真对待法律逻辑与修辞可以支撑起一个被称为法治的时代。     

汪建成:检察官要成为“法律的守护人

新刑诉法对刑事证据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增补或修订,主要涉及证据种类、证明标准、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证人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修订充分吸收证据理论研究成果,对于继续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提升检察工作水平,实现司法公正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证据制度的改变也使     

浅析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缺失与培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领导干部作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应当切实增强优惠意识,学习、适应、引领国家治理新常态,彻底摒弃陈旧过时的思想观念,自觉树立法治思维,主动运用法治思维,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紧急权力”规范约束的法治逻辑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依据、行使权限等权力规约问题带入公众视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国家紧急权力"启动条件的严格限定及《戒严法》规范内容无法统摄"国家紧急权力"的全部内涵、《突发事件应对法》规范体系不能对"国家紧急权力"实现"通约"约束的法律现状,表明现行法律体系对"国家紧急权力"约束无力。以"专门法"的形式构建"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内规范体系;以宪法为统帅,以"专门法"为支撑,以其他相关法律为依托,构建"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外规范约束体系。共同形成对"国家紧急权力"规范约束完整的法治逻辑样态,能够弥补现行法律体系对"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规范缺失,为"国家紧急权力"行使指挥权、决策权、动员权提供法律依据,为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提供法律保障,实现对"国家紧急权力"行使的依法监督,提升"国家紧急权力"的"治权"功效,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标准问题研究——兼论我国法制良善化、精细化发展的时代任务

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法治一体建设的路向和课题值得认真研究.由于复杂历史原因形成了还不完善的我国现行法制体系,如何实现法制的良善化、精细化已成为深入转型发展时期的时代任务.在全球法治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世界正义项目和法治指数运动,给予人们许多启发.从法治建设诸项标准的理据分析和实践探索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既有创新成果和成功经验,也有认识误区和负面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坚定方向、改善前行.笔者提出的法治一体建设的评价标准之基本构想,旨在为深入研究解决法治一体建设标准提供参考思路.     

证据保全程序改革初探——兼论证据保全与诉讼的关系

本文旨在说明论述证据保全与诉讼紧密相关的诉讼程序、诉讼证明和裁判结构的关系,对正确认识正确保全的功能和证明保全实现由行为转为程序的改革指明方向.     

老阎谈公证证据（之六）——公证证明材料与证据的关系

一、什么是公证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可以简单理解为．要表明或判断某一事物的真伪必须借助于某一特定的载体。我国公证法律规范将可以用来证明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依据统称之为证明材料，而没有直接称之证据。     

基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提高的相关思考与探索

基层领导干部属于国家在治理方面的末端,法治思维、法治能力直接影响着国家依法治国政策的落实效果,对基层治理的深化改革和创新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与法治能力非常必要.因此,在新时期的环境背景下,应重视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提升、法治能力的增强,通过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来促使各项工作的高效化开展和有效实施.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标准问题研究——兼论我国法制良善化、精细化发展的时代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行法制体系尚未完善,如何实现法制的良善化、精细化已成为深入转型发展时期的时代任务。在全球法治发展背景下出现的世界正义项目和法治指数运动,给予人们许多启发。提出法治一体建设具有重大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发展意义。建设法治国家是根本任务和远大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建设法治社会是基础任务和普遍要求,它们的建设标准有同有异、互系互动、异曲同工。法治国家是现代社会中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法治的经济探源

公众只有自整合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统一体,才能以自身强大的力量迫使国家政治权力接受法律的控束。市场经济通过自身特有的机制——经济制约整合经济活动的全体参与者——使公众为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强制”国家政治权力依法运行,法治因此形成。所以,法治确立的根据是经济,即市场经济。     

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树立领导干部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树立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