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行政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所谓行政道德是指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构及在机构中工作的个人）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物、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是用来调整行政管理活动中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新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加强行政道德建设是公共行政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要求公共行政必须保持其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说，要促使公共行政在国家管理中保持中立地位，推动政治与行政分离，以保证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为…     

法律不能对道德“拔苗助长”

魏文彪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应该是基于乘客自身的一种道德意识自觉，如果乘客是因为害怕被罚款而让座，显然并不能起到激发市民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之功效。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障公民利益，当然需要设置必要的行政强制，但是行政强制只能在政府不对公民某种行为实施强制便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权益前提下设置，可是乘客不让座尽管难以使“老弱病残孕”乘客得到照顾，但并未损及这部分人群的法定权益，因而不属于需要进行行政强制的行为之列。对不让座这样不需要进行行政强制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实际就是任意扩大行政强制范围。公民道德意识当然应当不断得到提高，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公民道德水准也确实在不断提高，     

论行政联合理论及在我国的应用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我国的公共行政出现了众多“碎片化”的特征,本文在介绍西方 行政联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由于“碎片化”而引起的行政能力弱化的方法。     

康德伦理对当代公共行政的启示

康德哲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他的道德伦理观中,有道德的行为必须是“出于义务”的,能够普遍化的,并把人当作目的的行为。虽然康德的这些思想具有很高的理想化色彩,但却给公共行政指出了一些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它们对当代公共行政有着深刻的启迪。     

确定正确的行政道德观

行政道德作为人类道德现象的一种特殊形式，产生于各级行政机构和行政主体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于行政主体从事行政活动的全过程。它作为调控行政行为的重要手段，一经产生，就作为判断行政行为的一种善恶标准，一方面通过舆论和教育的方式，影响行政主体的心理和意识，形成行政主体的善恶观念、情感和意向，以致集中形成行一政主体内心的信念；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规章制度的形式，在社会行政活动中确定起来，成为约束行政机构和行政主体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原则和规范。它既是一种善恶评价，又是一…     

浅议对1992年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的修改

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法律制度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的修改法》确立“善意原则”、“合法信任原则”为公共行政机关的行为原则 ,并就提高行政效率 ,实现服务于公民的目的 ,加强公民在行政机关面前的司法保证等作了规定。     

授益行政行为性质辨析

授益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行政作为方式 ,在现代行政中越来越显现它蕴含的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现代行政推崇授益行政行为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彰显了权利本位的行政法价值 ,满足了市民社会发展和现代公共行政改革的需要 ,实现了公益与私益的和谐统一 ,体现了广泛的公众参与性 ,凸显了现代政府行政的服务理念。     

论行政道德原则

行政道德原则在行政道德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行政道德之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集中反映其社会本质、阶级属性和职业特征。我国行政道德概括为一句话,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步步胜利的基本“法宝”。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和实施,亦把它作为国家行政人员、党政干部必须遵循的行政道德原则,并在《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予以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曾出现了     

行政违法的判断

行政违法是人们对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评价和判断，即否定性的判断。这种否定性判断在行政法上又是一个系统性的判断，它包括对行政行为作出违法性的判断、效力的否定判断及法律责任的判断。本文旨在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性判断进行一般性考察和分析。一、行政违法判断的基本观念行政违法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对行政违法的判断，涉及到“违法”的判断标准（法律规范和法律公植）、由谁作出判断及其具有的法律效力、行政违法与合法的关系、违法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既有利于行政违法的准确界定，也是对行…     

"三基"工程建设的"行政发展"现实意义

从“性质”与“宗旨”出发，作为一个政府职能机构、国家权力实体，从事着作为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交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保障者、促进者的公安机关，其行政行为就是一种行为科学。其“行政发展”就是完成“职能”的过程，优劣体现和价值意义。行政发展是执政为民的需要。     

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解制度

社会转型对作为“东方经验”的行政调解提出了新的挑战。行政调解的内涵随着公共行政的出现而得到更新,行政调解的众多不足在社会转型中也渐渐显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借鉴西方ADR中调解的经验,尽快制定行政调解法,从行政调解范围、程序和法律保障等方面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并将信访机构纳入行政调解体系。     

以德治国必须强化行政道德观念

行政道德是行政人员履行职责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在以德治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作为行政道德灵魂的行政道德观念端正与否，决定了行政的正负效应。为此，须在道德认识上、道德信念上和道德意志上强化道德观念。     

中国公共管理的“公共性”释义

“公共性”是一个分析现代政府活动性质和行为的重要工具,对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的探讨有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研究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这种特定环境与制度下的内涵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根本理念层面、道德层面和政治过程层面来解释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内容,分析了我国政府对公共管理的根本理念定位———公众满意,国家公务员的公共行政道德责任建设及公民参与对“公共性”实现的重要作用。     

我国公共行政文化变革的意义及其现实走向

对公共行政文化的研究是当前行政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实现公共行政文化变革,无论是对于推动行政理论的完善,还是对于指导行政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共行政文化创新以及行政道德和行政价值等方面的分析,对公共行政文化变革的现实走向进行了初步探悉。     

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的迷思与匡正

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的发达除客观需要之外,还有人为的因素,为行政扩张服务甚至为了逃避司法审查。然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可以被内化或转化甚至淹没的概念,虽然它是事先确定的一个指引但却是一个错误的指引。国家主权理论的衰微,行政权的弱化,行政种类多样,裁量空间的压缩以及部分裁量被“不确定法律概念”涵摄,行政自由裁量权风光不再。让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在行政法领域尽快消失。以行政法的“裁量性规范”,将行政“裁量性事实”放在行政行为下考量,通过对其目的性、公益性以及合法性进行的判断,使其获得正当性基础。行政诉讼以是否应该作为、是否超越职权、是否滥用职权为司法审查内容,以确认判决、撤销判决、确认无效判决为判决方式,取消现行的变更判决。     

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

选取行政裁量的分类研究 ,试图厘清“行政裁量”和“行政自由裁量”的概念 ,针对不同的行为类型 ,确立不同的审查机制 ,甚至需要确立与行政行为数量相同的有关裁量的基准及原则 ,在司法审查制度中设置“合理性原则” ,使之与行政主体的判断相适应。法院必须时常进入到行政的自由裁量领域进行判断 ,又要为行政的自由判断留有足够的空间。为了实现这种权力配置状态 ,就必须尽量为法院干预那些并未违法的行政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正好有助于该目的的实现。     

论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与公共行政变革的需要,有必要改造我国的行政行为理论,重新认识行政行为的特征,扩展行政行为的范围,将多种行政方式纳入行政行为体系中来,研究其运行的规则与应遵循的原则,促进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的发展。     

试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指导中的运用

行政指导是近年来才在行政活动中得到广泛运用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方式，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行政指导。近年来，国家强制性管理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政府管理模式逐步由强制型向服务型转化，行政指导这种非权力、较为柔和的管理模式开始得到广泛运用。目前而言，一般作为法律强制手段的替代用在属于“法律空白”的部分，以减少行政成本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由于不具强制执行力，行政指导主要依靠相对方的自愿接受发挥作用。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就算错误的行政指导，行政主体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而实践上也按照这个思路，一般不受理因行政指导引起的诉讼。正是鉴于这种无责任、无依据、无救济的特性，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由裁量权经常被滥用，因此，本文认为信赖是行政指导的基础，信赖赋予行政指导根本的生命力，也体现了行政指导的真正意义所在。     

公共行政学中的规范研究

公共行政领域不仅需要严谨、科学的经验研究，也需要富于批判性与建设性的规范研究。当前的中国公共行政学总体上缺乏有质量的规范研究。一方面，我们对规范研究的质量标准缺乏应有的学术判断；另一方面，现有的规范研究太过沉迷于空泛的体系建构，缺乏针对中国行政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同时．这些所谓的规范研究也因缺乏反思与批判的精神而丧失了公共性，从而无力承担起指引公共行政实践的使命。规范研究的缺失，使得中国公共行政学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处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要消除这种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中重新审视和确立规范研究路径。论文通过回顾规范研究的历史演进，阐明了规范研究的基本特征、质量标准及其对于公共行政学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检视了我国目前规范研究的得失。     

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认定的实质回归及其展开

“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是行政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有关“行为——结果标准”的学术论争普遍将“不依法履行职责”作为单一的行为来对待，忽视了《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中“不依法履行职责”包括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多个构成要件的特点，应当回归这一基点并由此明晰“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实质意蕴。行政公益诉讼的督促(纠正)之诉性质内在规制着“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要件、结果要件的涵义。《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从正反两方面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有必要消除“三要件说”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对司法实践的不当影响，尤其需要直面依职权行政不作为侵害公益的特殊性，破解依职权依法行政履职行为的“程度要求”,从抽象的职责职权规定确定具体的作为义务，认定“公益得到有效保护”之“有效”等理论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