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功臣

正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向西转移,开始长征。中央红军关于落脚点的选择,几经变更,在最终将陕北作为落脚点的过程中,贾拓夫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国民党报纸,上有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     

凸显毛泽东政治智慧的俄界会议

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此时，个人野心勃勃、权力欲望不断膨胀的张国焘自恃其枪多势重，漠视党的纪律，我行我素，拒不执行之前党中央拟定的北上抗日的行动命令，在毛泽东率领右路军抵达四川省西北部的巴西后，竞电令党中央和右路军随其南下，言辞强硬并以武力相要挟，扬言“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毛泽东及时发觉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用心。为使党中央摆脱危险，9月9日夜召开完巴西会议后，毛泽东当即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单独北上。9月11日，部队行至甘肃迭部县俄界村，次日，在此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会上．党中央针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公开批判，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俄界会议召开的过程中，以及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所开展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展现出了一位伟大革命家所拥有的过人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的远见卓识。     

长征时期陇南重要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

长征时期，陇南在党和红军发展战略决策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早在长征初期，红四方面军就已将“开辟陇南新区”纳入“川陕甘计划”战略构想。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期间，陇南始终是党中央“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的重要构成和关键枢纽，一度作为红军长征落脚与实现北上抗日的全局性、长远性、方向性战略区域。长征后期，红二方面军正式进入陇南成徽两康等地，成为党中央发动西北抗日新局面、打通国际路线和实现三军大会师战略全局中的重要一环。     

长征途中俄界会议挽救危机的重要历史作用

长征途中,为了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俄界会议是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最终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明确了北上陕甘的任务和今后的战略方针,为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开辟革命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做出了红军组织问题上的调整,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保存了革命力量。俄界会议为挽救长征以来党和红军的第二次严重危机,和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俄界的时候,由于原属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已编入左路军,中央、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只有8000余人。中央决定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即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样、周恩来组成5人团指挥军事,同时     

胜利到达陕北

正由于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已编入左路军,到俄界的中央、军委纵队和第一、三军团只有8000余人,中央决定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即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     

张闻天三次预言张国焘的前途

张闻天曾对张国焘的前途做过3次预言,而且这些预言一一应验。 长征途中张国焘一意孤行,反对“北上”,鼓吹乘势“南下”,直至意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在这特殊情况下,党中央率一、三军团等部先行北上,并于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错误及今后行动方针。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在会议的总结性发言中明确指出:张国焘错误的发展,“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果然,9     

俄界会议前后的张闻天

<正>1935年9月12日,鉴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会议讨论了张国焘问题和下一步行动方针,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开始转变党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对俄界会议的胜利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亦有独特的历史贡献。     

“一大”前中共没有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集了一次由各地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一文在国内发表后,有的党史研究者依据这个报告的有关表述而认为,中共在“一大”前,也即在1921年的3月还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并将其称作是中共的“三月代表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此也作了肯定的记述。那么,在中共的创建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召开这次会议的事实呢?如果存在,那也就可以说,“一大”并非是中共召开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这一问题。     

“壮心未与年俱老”——读薄老新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

继《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部巨著的上、下两卷于1991年和1993年分别出版之后,薄老的又一部巨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的上卷《战争岁月》,现在又送到读者面前了。从这卷书中读到薄老的一句诗:“壮心未与年俱老”。在耄耋之年,每两三年完成一本几十万字的力作,这样的“壮心”和“壮举”,的确是值得我们大家敬佩和学习的。     

长征时期张闻天对俄界会议的历史贡献

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最早系统阐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主持俄界会议,制定出与张国焘斗争的策略,最终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正确分析政治形势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与毛泽东一起在俄界会议上提出"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后经哈达铺明确前进方向、榜罗镇会议确定落脚点,完成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选择;由求生存的被动转移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主动进攻,在起草的俄界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转变党的政治路线。     

薪火不息 代代相传——长征路上的新故事

走出大山的俄界在迭部的行政地图上,我们找不到俄界,只有一个名叫高吉的藏族村寨。同行的迭部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们说,“俄界”和“高吉”是音同字不同的藏话译音,红军当年是根据从川西北所带“通司”也即翻译的发音而标写成俄界的,在藏话中意为“八个山头之间的山村”。顺着达拉沟峡谷溯流而上30多公里,便来到俄界,一个宁静的藏族山寨。这里依山傍水,迭部藏区特有的塌板房依山势不规则分布成三四层。乡上的同志去叫年雄夫妇,说他们是俄界会议遗址房东主人的后代,现在住在遗址对面新修的一处院子里。不一会儿,年雄的妻子更考匆匆地跑了…     

长征落脚陕北是何时决定的

“一张报纸定去向”,有失偏颇 长征落脚陕北,到底是在哈达铺,还是在榜罗镇确定?历来有所争议。目前学术界较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中央领导人在哈达铺通过缴获的敌人报纸,得知陕北有许多红军的消息后,很快就作出改变俄界会议决策,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这种说法的代表是杨材美同志的《红军长征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一文,该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列有“一张报纸定去向”的小     

东征还是南下——毛泽东与林彪初到陕北时的一场争论

红军陕甘支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于1935年10月进入陕甘苏区,与陕甘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随后,与陕甘红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同发起了直罗镇战役,打退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初步在陕北站住了脚跟.由于陕甘苏区地域狭小,经济落后,物产不丰,四周又云集着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和晋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16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此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第一方面军。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从会师一开始就认为当时革命形势低落了，并在战略方针上与党中央产生了根本分歧。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陕甘川根据地，目前应先夺取松潘，消灭胡宗南部，而张国焘的战略方针是：西进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珍惜红色资源做好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

永安市位于福建省中部偏西，是连接闽西、闽北苏区的战略通道，中央苏区的东大门。早在1928年，永安就有了党的活动，曾被毛泽东列为红4军“筹款区域”，苏区中央局确定为“根据地”，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定为红3军团“作战基地”。永安还是红军东方军人闽向北扩展的重要战略基地，是红7军团、红9军团北上抗日的集结地和《北上抗日宣言书》的发布地，     

毛泽东与张国焘从拥抱到决裂

拉拉扯扯 张国焘请 彭德怀杨尚昆吃了饭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勉强接受北上的方针以后,总参谋长刘伯承受军委委托,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此,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 左路军在林彪、彭德怀率领下,由懋功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马河坝等地,到达黑水(芦花)。左路军     

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70年前的深秋10月，天高云淡，红旗漫卷，一队队军服单薄破烂、武器装备陈旧但却在万里长征途中历经千难万险、身经百战、百炼成钢的红军战士，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在弯弯曲曲的六盘山道上向北疾进。他们就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部队（陕甘支队）。这是他们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金圣叹教子读《水浒》的启示

明代文人金圣叹砍削百回本《水浒》,仅留七十回,出何用心,后果何如,文学史家们各执一词,且由他们争鸣去。至于他为《水浒》贯华堂本即七十回本所写三篇“序”中的“序三”,令人读后颇有所感。这第三篇“序”的中心意思是教子读《水浒》,其中有两点启示,很值得我们重视。     

中共党史为何从辛亥革命写起

以往的党史著作多是从“五四”运动写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为何从辛亥革命写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