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及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为进一步扩大中日双边贸易创造了机遇,但也存在制约因素.一是双边贸易中产生摩擦的机率增多;二是贸易摩擦的范围扩大;三是日本政府放任日元贬值牵制中国对外经贸发展.要进一步扩大中日双边贸易,就要克服不利因素,建立健全协调型竞争机制.     

试析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日趋密切,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贸易摩擦逐年升温,特别是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此起彼伏.本文以近年来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实例为依据,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分析产生贸易摩擦的原因,而后提出缓解贸易摩擦的措施.随着中日双方的相互协调和经济发展,中日农产品贸易将在摩擦中继续发展.     

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则偏离了这一传统,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转向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双边博弈体系。特朗普执政以来,其重构中美贸易关系的构想正在逐步转化为政策,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等诸多极端贸易政策也付诸了实施。特朗普政府运用"安全化"这一过程,将极端的经济主张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在政府内部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由此将其看似不合经济逻辑的激进主张转化为合法的、可执行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动力源自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二者短期内不会沉寂,意味中美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特点,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之理想。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轨迹(1979～2016)

从1979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至2016年中美举行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经贸关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冷战后期基于相互战略需要的经贸关系十年建构期、冷战后围绕中国在美享受最惠国待遇进行谈判和交涉的十年讨价还价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贸摩擦与纠纷加剧的五年磨合期,以及两国经贸关系十年战略与经济对话期。中美经贸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了各自战略目标的差异性,以及双边经贸关系向国际化演进的历史轨迹。     

越南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知与政策选择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在此过程中,相关方的认知以及政策选择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并产生连带作用。本文以越南为例集中进行分析。中美贸易摩擦自爆发以来,对越南经济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负面影响,而越南各界对此的基本判断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越南政府和企业从长计议,试图通过国内改革来增强实力。而从短期来看,越南主要会采用非关税壁垒、汇率调整、投资过滤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等手段予以应对。     

关系正常化前夕的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谈判

《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政府着手推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资产要求问题遂成为其优先寻求解决的议题。中美两国围绕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经历了明显的起伏。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后期和福特任期内,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未能做出实质性努力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它试图依靠双边经贸关系的进展来显示两国间紧密联系的做法无法获得中方的认同,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关于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未获成功。     

从应对贸易摩擦到预防经济脱钩: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

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负重前行,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首先,以建设性姿态与美国展开经贸谈判,最终在年底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避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积极加大对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外交,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力促RCEP完成谈判。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的"带路"外交进入机制化建设的新阶段,尤其是新建立的"一带一路"新闻与智库交流机制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关系依然错综复杂,WTO改革压力重重,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疑虑可能会进一步发酵,中国经济外交依旧充满挑战。     

入世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入世有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面对中美经贸关系新的发展态势,中国需要在体制、政策和措施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美国的借贷型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这种主要依靠借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反映出美国经济金融结构的严重失衡。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通过双边贸易、美元以及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以便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美经济贸易往来中更好地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