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如何被扣三顶“帽子”的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     

刘少奇奉天入狱历险

“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案”，是这场浩劫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为了打倒刘少奇，受江青、康生、谢富治三人操纵和指挥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于1968年10月18日提交《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扣上了三项罪名，其中最阴险的罪名是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后经查明，所谓“罪证”完全是用刑讯逼供、弄虚作假等手段制造出来的伪证。那么，诬陷刘少奇的“罪名”从何而来呢？这还要从刘少奇在奉天被捕的那段历史说起。     

1967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要他同林彪搞好关系。但邓小平同林彪搞不到一起去。他同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     

江青三到小靳庄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江青抓了一个“点”,这就是小靳庄。抓小靳庄这个“点”,江青是有政治目的的,其结果是在全国造成了思想混乱,也毁了小靳庄。那么,江青     

江青立传记

江青是个有野心的人。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毛泽东生前就多次指出江青有野心。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党内政治生活基本正常,加上各方面条件所限,江青难以登上政治舞台。她只能抑制自己,以待时机。江青自己把这段经历比喻为被“锁在烟雾中”的时期。但她的野心一直包藏着。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江青的野心才充分暴露出来,而江青暴露其野心的一个方面,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自己树碑立传。江青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历史条件1967年初,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央内部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明显分成三种…     

“文革”初周恩来力保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初，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施虐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自内疚。     

60年前的一桩往事

我的爱人任彬,解放前在刘仁领导的城工部长期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他先后在北京市总工会、市委宣传部、市人事局、市委组织部工作,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市人委人事局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诬蔑王光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他们乱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刘少奇冤案始末

“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来篡党夺权的一场“浩劫。”国家主席刘少奇横遭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然而,历史就是裁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已先后被粉碎;刘少奇却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那么,这一桩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录——十年“文革”中的十次抗争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和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争，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这种抗争，比较公开和集中的就有十次。第一次抗争是拟定和下发《二月提纲》。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的这次抗争，本来试图对思想文化领域越来越凶的批判运动加以限制，但其结果却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１９６５年底掀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是由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背着中央政…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三保邓小平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被打为第一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刘少奇被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邓小平则得以幸存并再度被启用，这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有关。     

毛泽东的南方决策（连载四）

(接上文)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私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派人于第二天飞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也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则在日记中写道:     

千古奇冤——刘少奇下台的前前后后（下）

“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做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进入１９６７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造反派开始向刘少奇发起正面冲击。１９６７年元旦这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福禄居贴出大字报，在院内的地上和墙上刷上大标语。１月３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的住处，直接对他和王光美进行围攻。１月６日晚上，在江青等人怂恿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们上演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学校作检查的归途…     

陈伯达为什么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央文革成立不久,陈伯达就陷入了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首先是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有点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早就看出来江青不光身份特殊(毛泽东的夫人),地位特殊(实际主政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而且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呼     

康生临死前为何要揭发江青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昧。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     

陈伯达与江青在“文革”初期

中央高层多教人都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面和心不和,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合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陈伯达与江青面和心不和陈伯达早在1939年春天,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看中了陈伯达的历史和理论功底,才选他当秘书的。由于陈伯达此前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地位不算低。所以,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

“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开始的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运动中，周恩来、李先念等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英勇顽强的斗争。     

周恩来1966年的困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忙于国事中的周恩来，对这场浩劫的到来感到难以理解。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文革”之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周恩来的痛苦：保护不了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初起，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肆虐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感内疚。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突出的有三次:一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二是19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文艺讲话》);三是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为人民立新功》)。江青这些讲话和作品,经过毛泽东的修改,提高了质量,规范了文字,扩大了影响,一句话,增强了江青的声誉。了解一下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的情况,无疑对我们认识江青以及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