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立法宏观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秘密侦查手段日益扩大适用,同时法治化状况低下,立法薄弱、执法混乱、司法无力,从而导致侦查效率与人权保障双重价值受损。目前秘密侦查立法已经纳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有必要就立法中的若干宏观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需要衡量目前秘密侦查的法律规范状况与成因,其次应当评估实践中手段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立法中的各种障碍及克服途径,最后有必要探讨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及疑难问题如何破解。     

诱惑侦查适用中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正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对确认秘密侦查的合法性及其操作规范进行持续性呼吁之后,新刑诉法终于规定了秘密侦查的适用条件和操作程序,但秘密侦查的实践运用状况到底如何却并未受到应有关注。本文以毒品犯罪案件的侦办为切入点,考察了作为秘密侦查措施之一的诱惑侦查在适用对象、适用原则、操作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希冀对完善有关立法、促进实践     

浅析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及其规制

长期以来,我国在打击犯罪过程中经常使用秘密侦查手段,尤其针对毒品、贿赂等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行为.诱惑侦查则为秘密侦查方式之一,但时至今日,立法上仍没有清晰完整的表述,诸如我国对诱惑侦查的态度、关于诱惑侦查适用等.本文则针对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以及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展开论述,并对我国诱惑侦查立法与实践提出些许建议.     

权利保障视野下的秘密侦查竞技化析评

秘密侦查指的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秘密侦查的困境在于启动陷于随意、武装不能平等、裁判难以中立、程序无法公开、侦查行为的违法性和求真的悖论。现代司法的核心在于竞技,司法决斗便是此核心的集中体现。而秘密侦查具有司法决斗中竞技的理性品质,合乎竞技的经验理性。秘密侦查的竞技化有利于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充分体现。秘密侦查竞技化的理性构想包括：厘清秘密侦查的两大类别——任意秘密侦查与强制秘密侦查;规范秘密侦查适用条件与原则;设计秘密侦查的概括程序和细节规制;评断秘密侦查行为过程及其结果。     

秘密侦查与侦查公开的冲突及解决——兼论侦查公开与侦查秘密原则

侦查公开和侦查秘密原则有各自的内涵,一般应主张侦查公开为原则,侦查秘密为例外.侦查公开原则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就侦查的一些情况向当事人及其律师或向社会公开.侦查公开具体而言涉及到公开的对象、时间、方式和公开内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秘密侦查与侦查公开原则会产生严重的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主要方法就是遵循基本原则、在秘密侦查和侦查公开间保持平衡,同时强化司法控制,并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立法完善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日趋复杂化、高智能化,使得我国反腐败形势越来越严峻。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措施已不能满足当前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有必要在立法上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措施,规定侦查机关有权采用特殊侦查措施。这些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秘密监听监视、秘密录音录像、秘密搜查、秘密辨认和诱惑侦查等。由于特殊侦查措施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害,为此国家应权衡利弊得失,在法律上规定侦查职务犯罪所需要的特殊侦查措施。     

中国秘密侦查之法律现状研究

秘密侦查方法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与犯罪做斗争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犯罪侦查自身规律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手段已经被广泛使用,并被司法机关大致认可,但时至今日秘密侦查的使用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律上没有明文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一直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     

浅析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诱惑侦查均充满争议,并在争议中得到充分发展。在考量国内外立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尽快构建完善的诱惑侦查制度。     

我国技术侦查证据审查规则立法研究——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为研究对象

在肯定技术侦查立法在总体上进步的同时,不能忽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二章新增第八节存在的立法设计上的缺陷,存在与刑事诉讼相关制度相冲突、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相背离的情况,不利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功能的发挥以及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目的的有效实现。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有必要再次提出关于"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在立法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以期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得以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其中"秘密侦查"措施与"技术侦查"实属不同的特殊侦查方法的事实加以澄清,对二者的性质及刑事诉讼制度之于两者的不同运用加以厘界,从而使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得以按照立法原意更有效地开展。     

技术侦查措施概念辨析

本文结合当前理论研究对技术侦查措施涵义的不同观点,分析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基本概念,辨析了技术侦查措施与秘密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手段的区别。     

试论我国的秘密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作为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操作的不透明性及神秘化倾向。必须研究秘密侦查措施的性质、存在价值、实施秘密侦查行为而导致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危险性,同时,我国法律对秘密侦查的规定有缺失;通过中外比较,探讨如何在立法上对秘密侦查进行授权,如何对秘密侦查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进行法律规制。     

比较与选择：秘密侦查的法律监督

秘密侦查包括乔装侦查和秘密监控,存在着行政机关监督、法院监督、检察院监督三种模式.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秘密侦查的监督中占据重要地位,英美国家对于乔装侦查没有采用司法审查机制.我国应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的秘密侦查法律监督模式,这样符合我国的宪法精神和法律体制,而且检察权的特点更适合对秘密侦查进行监督.     

秘密侦查手段研析及其立法规制

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已被侦查部门广泛采用,但秘密侦查又极易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如何避免秘密侦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使秘密侦查所获材料在诉讼中能得到合法运用,是亟待由立法解决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

刚刚结束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侦查程序的主要变动之一就是在"侦查章"增加了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对两大类秘密侦查手段进行了立法规范。本文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对技术侦查之外的第二大类秘密侦查措施——隐匿身份的侦查及控制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的规定及适用

正一、技术侦查及我国相关立法概述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司法机关或者其他有权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采取控制下交付和电子监听监视、卧底、窥视监控、诱惑侦查等秘密的侦查方法和手段。技术侦查也称为特殊侦查、秘密侦     

浅析秘密拍照侦查手段法制化

秘密拍照作为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技术侦查手段,普遍应用于各国的侦查实践中。但是,在秘密拍照过程中,由于容易出现侵犯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的肖像权、住宅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权的情况,因而许多国家纷纷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以期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选择中达到平衡。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对秘密拍照却缺少相应的规定,本文将对刑事侦查中秘密拍照手段的运用与人权保护作一浅显分析,望可以促进我国刑诉法的完善。     

法治语境下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出路

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在现代各国侦查实践中被普遍应用。我国立法对秘密侦查缺乏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这与国外的立法规定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需实现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     

秘密侦查措施的立法构想

针对刑事犯罪具有的隐蔽性和暴露性特点,各国都采取了秘密侦查和公开调查相结合的双重方式,我国也不例外。文章论述了秘密侦查具有存在的现实基础,秘密侦查手段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秘密侦查措施的正当性;考察了外国在秘密侦查措施方面的立法情况,提出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秘密侦查措施的构想。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措施

特殊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采取隐蔽身份、目的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以及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活动。根据司法实践，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技术类秘密侦查措施，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等，这是实践中使用较普遍的一种，俗称“技侦”；二是特工类秘密侦查措施，如使用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三是诱惑类秘密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四是传统侦查行为加密类侦查，如秘密搜查、秘密提取、秘密辨认、秘密拍照或录音录像、邮件检查等。从职务犯罪侦查实际出发。笔者认为诱惑类侦查措施不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而其他三类都应当用法律的形式赋予检察机关使用权。     

“打击”与”保护”孰轻孰重——从秘密侦查的证据效力谈开去

长久以来,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效力因立法空白而处于"似是而非"的尴尬境地。不仅使侦查机关有手脚被束缚感,加大了工作量,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令人们开始质疑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和权威性,造成心理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2012年3月14日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再次让这个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不负众望的是,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终于具备了证据的合法身份,掀开了神秘的面纱。但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秘密侦查证据的规定仅仅只有一条,且有侵害公民质证权之嫌。对此,我将在本文中予以详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域外立法的比较与分析给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