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财政视野中的乡村民主治理变迁

村级财政是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不同时期村级财政机制反映了国家对乡村民主治理的制度安排。税费时代的终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民主的实体化,然而由此而引发的村级财务锐减也进一步导致乡村民主治理实践难以有效维系。突破村级财政的硬约束,探寻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机制是推动乡村民主发展的关键所在。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实施机制与制度效应

全面推进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一项重大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变革。在梳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研究脉络和政策演进的基础上,结合各地政策经验分析了"一肩挑"制度的差异化实施机制。从政治领导能力、组织团结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四个维度分析了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制度效应。全面推进村级负责人"一肩挑"制度有助于增强党对农村社会的政治领导能力,而能否增强组织团结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则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论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

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助推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之要。应着重从引领的内在本质、现实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来理解如何引领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明确村级党组织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系，彰显其领导核心地位和初心使命，承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经验，不断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助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不仅需要增强村级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治引领力、团结协同力和具体执行力，还需要形成常态化引领构建的保障机制，破解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疑难杂症。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方向是,一方面通过组织创新不断强化村民自治,另一方面下派干部推动国家对乡村的行政干预。但是治理的效果欠佳,其原因在于公共事务治理缺少有效的组织载体,在两种机制并存的格局下,现有村级组织既不能有效地完成行政工作,也不能有效地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公共事务不仅涉及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和公共空间,更要强调农村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公共事务治理是村庄社会存在的基础,目前,完善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剥离村级组织的行政职能,恢复村级组织公共事务治理的职能,凸显公共事务治理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政治信任：农村维稳的路径

作为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任是国家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以及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农村稳定是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因而传统政治文化的改造，基层政府绩效的评估，村级治理主体主人翁意识的培育、农村制度建设的加强以及基层政治腐败的防治，均是农村维稳中必然的路径选择。当前我国农村维稳主要存在着参与危机、信任危机、相对剥夺感和群聚性事件等困境。     

乡村治理下的村级财务困境及解困对策——以河北省为例

破解村级财务困境达到乡村善治,是当前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现阶段,乡村治理下村级财务呈现出村级经济收入少且不稳定、村级财务支出加大、村级财务管理不规范和资金使用不当等的现实困境。深刻剖析村级财务困境的深层原因,不断加大国家对村级的财政投入;盘活集体经济资产,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健全完善村级财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加大监管体系构建;高度重视村级财务培训和村干部廉洁奉公意识的培养,确保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和资金使用有序,是破解当前村级财务困境、实现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路径。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当前,宗族观念盛行、民主法制观念淡薄、政治参与意识淡薄等因素制约着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发展农村政治文化,应进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相应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并拓展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引导其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的实践。     

社会性别视角下对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状况的考察——基于对山东省部分农村的实证调查

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存在一个由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和传统社会性别结构相互建构的隐性社会排斥系统,致使农村妇女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排斥,从而在享受与维护自身权益及政治参与方面出现一定的问题,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和基层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     

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基于浙江省闾村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实证调研

在关于政治参与影响政治效能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发展出了＂工具说＂、＂发展说＂和＂结果说＂三种解释框架。虽然三种解释不尽相同,但学者普遍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尽管影响的因素、程度和范围存在不同。本文基于浙江省闾村实证调研,发现选举式的参与活动（参与投票、参与竞选活动、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均未能显著影响政治效能感和村民效能感。甚至在村民的投票行为与主观期望的结果相一致时（投票给当选者、参与当选者的助选活动）,亦未能发现其对效能感的显著影响。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作为一种手段性参与，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形式多样化、过程无序化、趋势扩大化的特点，其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社会利益分化。另外，农民政治参与机制不健全、基层政府行为不规范、熟人社会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及农民自身素质不高也是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消除熟人社会的不利影响，培育新型农民以使农民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道路。     

宗族因素对农村政治和治安稳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活动明显增多,但这只是阶段性、局部性现象,不会成为一种影响农村政治和治安稳定的重要社会因素。就农村宗族活动对农村政治和治安稳定的影响而言,其消极性与积极性并存,且彼此难以剥离。传统的农村宗族活动属于风俗习惯,没有对之进行限制的充分的法律依据。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对农村宗族活动采取放任态度的基础上,严肃对待与之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     

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研究述评

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研究,大体上存在通过问卷和访谈观察中产阶层民主意识和研究中产阶层集体性政治活动两种方法。在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上,学界存在三种观点:总体保守、比较激进、缺乏统一性;在政治功能上,也存在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社会变革的基础、社会发展中的异化力量三种不同结论。当前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研究应当在研究对象上重视边缘中产阶层的政治动向;在研究问题上关注中间阶层政治态度及其社会政治功能是否发生演化;在研究领域上重点关注网络时代公共事件中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初探

政治文明进程具有丰富的内容。政治文明进程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活动不断增长的过程;是公民政治参与活动逐渐组织化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使政治参与逐渐有序化、理性化的过程;是政治活动中的各种政治行为规范逐步法律化的过程;也是政治的价值和规范逐渐被公民内化的过程。     

论《比较政治制度》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实施主渠道的特定性、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互动性、政治社会化环境的变动性等特征。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有政治理论知识、方向、情感和能力社会化四个方面。大学生政治社会过程存在“大学生接受正规政治系统影响的主动性不强”、“大学生继承创新主流政治文化的能力不够”、“政治行为能力不足”等障碍。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因素有政治社会化基础的脆弱、消极的政治态度定势、思维方式的缺陷等。比较政治制度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修养和政治素质、有助力完善大学生的政治人格、有助力提高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     

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和谐

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和谐是政治文明建设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在一般情况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和谐,但是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必须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形成扣谐的政治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顺应全球化文明大趋势的现实选择,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整体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实现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在内的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政治文明建设,要害是发展党内民主,注重制度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