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务员的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本质区别

职务行为的本质规定性在于行政权力的运用,这种本质规定性构成了公务员的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的根本区别。公务员的行为只要涉及到行政权力的运用,就具备了职务行为的本质特征,就应认定为职务行为。     

论职务行为过当

职务行为过当是正当职务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成立在客观上必须存在过当行为,主观上必须具有依法履行职务的意图;职务行为过当的实施只能出于过失或者无罪过情况,而不能出于故意;对于职务行为过当不能类推适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规定减轻、免除处罚。     

论法人行为的基本特征

本文对法人行为的构成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法人行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代理人代表法人所实施的行为。以法人名义进行、执行职务行为、维护法人利益是法人行为的三个基本特征和构成条件     

雇主责任构成要件之研究

雇主责任为各国民法普遍承认,但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还不够完善。雇主责任应包括过错与无过错责任,雇主责任的承担应以雇员的职务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为前提,要以直接侵权行为人与责任承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要求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是雇员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或者说是雇员的职务行为,这种职务行为有判断的标准,根据判断来制定雇主的职责。     

试论警察行为的概念

关于警察行为,警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认识。明确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执法实践中,对于正确区分警察职务行为与非职务行为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关系到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合理划分。因此,必须从警察执法行为自身入手,探讨分析警察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从法律意义上对警察行为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领导职务行为的法律规制

依法治国要求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要求领导人的职务行为必须服从于宪法与法律。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人治思想的影响,领导职务行为中的“乱作为”与“不作为”现象不仅为数不少,有些性质还相当严重。因此,必须推行领导职务行为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并从行为前的“自我控制”、行为中的“监督控制”和行为后的“惩罚矫正”入手,规范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浅谈国家元首的豁免权

在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皮诺切特案”，涉及到诸如前国家元首的主权豁免、外交豁免、国家行为理论以及国际罪行等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尤其冲击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本文借助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从论证国家元首的职务行为出发，提出了国家元首的行为享有豁免权应满足的条件。     

“当场击毙”行为的性质定位与制度规范

当场击毙行为属于警察职务行为之一种，对于当场击毙的条件、限度，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警察在实践中的适用标准存在很大差别，而且社会、学界以及媒体对其内涵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导致在一些具体案例上引发了诸多争论。当场击毙行为，在性质定位上应属于正当防卫。但是，鉴于特殊适用场合及限制条件，应该单独归属于执法防卫当中，应该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当场击毙的实用条件，为其正确适用进行更好地制度设计。     

职务行为认定的司法裁判逻辑研究

职务行为认定,既是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判定具体民事行为是属于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所适用的司法裁判逻辑的基础,也是判断行为人的法律效果是否归属于法人的裁判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习惯性地将其纳入"争议焦点",在"本院认为"的说理部分对职务行为予以概念化提炼。职务行为是组织行为,其兼具职业性、灵活性等特征,如在交易领域中,以外观主义维护职务外观信赖,配置法人对职务外观表征的组织管控义务。运用"执行职务"的引致功能,可有效地贯彻《民法典》编撰中关于民商合一的理念,有效地整合法人内外部法律关系,将《民法典》中代理章节中的"执行工作任务"与法人章节有效衔接,从而有效实现司法裁判逻辑与立法逻辑的融合。     

受贿罪中“财物”的认定——反腐新形势下《两高“2016·04·18”解释》第12条的解析

在对受贿罪"财物"的认定过程中,既要保持罪刑法定的基本态度,又要紧扣受贿罪保护的法益与解释学的基本原理,合理考察是否存在职务行为与收买行为的对价关系,对"财物"的解释在不脱离其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可作合理的扩大解释。雇佣式性贿赂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形成了钱色服务与职务行为的对价关系,具备了犯罪违法的特征;当以借用房屋、车辆的形式交换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时,其实质于收受无异;以行贿人资助形式、代为出高价形式或名为借实为给的形式,帮助官员子女就学、留学从而交换公职人员便利的,实则是一种间接的变相行贿方式;以获利性信息交换职务行为且公职人员利用该信息实际取得了不当利益时应当构成信息贿赂。     

执行命令之行为的刑法含义

执行命令之行为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之一，正当化依据在于其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使得国家职能得以正常发挥，因而不被认为具有违法性。执行命令之行为中的“命令”须具有一定的属性。同时，执行命令之行为还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使自身得以正当化。     

试论人大代表专职化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从价值角度分析,促进人大议事“效率”提高,有助于法治精神落实;从实证角度分析,会激励竞争性选举活动,树立人大机关权威,降低社会成本。推行人民代表专职化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     

对《刑法》第277条有关问题的认识

新《刑法》第277条的规定及该条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郾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确定的罪名不当,应确定为四个罪名,即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罪,阻碍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罪、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罪和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罪;2郾该条第4款在刑法理论及逻辑上存在矛盾,应将阻碍安全工作任务罪与拒绝履行国家安全义务罪分列。另外,新《刑法》第242条的规定纯属多余,应予删去。     

防卫意思新探

我国刑法通说对防卫意思的理解标准过高,限制了正当防卫成立的范围,应予修正。犯罪的危害性是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客观危害与主观违法意图的统一,防卫意思是阻却防卫行为行为无价值属性的主观正当化要素。防卫意思的内容是认识到防卫行为针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并且没有主导的积极加害意图。防卫意思中不包括对不法侵害人损害结果的希望与追求。防卫意思可以和加害意图共存,过失行为中也可能有积极的防卫意思,可以肯定过失的正当防卫。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发展基础与深化方向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经过十年的探索实践,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得到了循序渐进的发展,在认识层面、理论研究、制度建设科学化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基础,既彰显出超过原有制度设计初衷的价值和意义,但同时也积存了一些问题,影响着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向纵深发展,需要从制定党内规章、制度规范化建设以及党代表队伍建设等角度对其进行深化和完善。可以预见,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虽然并非党内民主系统工程中的核心制度,但它的实施过程也是一次深刻的党内民主启蒙,或将推动党内民主新的生长点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文献——全面深入地把握十六大报告的主要精神

党的十六大报告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多方面的。十六大报告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至今八年还未真正落实，其主要原因，固然有缺乏自上而下的指导和督促，缺乏对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特殊性的研究等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我们对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还缺乏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亟需遵循党的十八大关于奋发有为、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的要求，积极推进这项对于发展党内民主有不容忽视意义的改革创新。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新论

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是认定不作为犯罪成立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作为义务的来源,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从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到实质的作为义务理论再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理论的演变过程。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应当仅限于刑事法律义务,其产生根据有两个,即规范根据与事实根据。     

受雇人“执行职务”范围之认定

现代社会雇佣他人从事工作已经成为常态,受雇人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由雇主承担责任。雇主责任构成要件要求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是受雇人从事雇佣活动的行为或者说是受雇人执行职务的行为。关于"执行职务"范围的认定以与执行职务具有内在关联性作为一般的判断标准,对于一些介于执行职务与个人行为的边缘行为的认定应结合案情、内在关联性标准,雇主可预见性标准等多项标准予以认定,同时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作出合理的认定,确立责任的归属。     

作证特免权--对拒绝作证权的重新解读

两大法系对于作证特免权体现了不同的立法思想,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应当以公民的作证义务为基础揭示作证特免权的性质,其本质在于公民作证义务的免除,而非单纯的权利或义务.法律强制公民作证是基于该法定义务的正当性,而作证特免权是基于特殊原因所规定的法定例外.两大法系关于作证特免权的共性正是在于法律免除特定公民的作证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