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演变及实质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今后的走向将直接影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美关系也是当前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领域的差异,导致了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建交以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受时代发展、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不断演变,但一直以来美国都将人权外交作为分化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维持其霸权体系的重要手段。     

保守主义与里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第三世界政策是新、老保守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保守主义内部,围绕“里根主义”和人权外交,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里根的主导下,两股保守主义政策形成某种整合。虽然时过境迁,小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不是对里根时代的简单复制,但里根政府却为冷战后的美国留下了一笔外交遗产,这笔遗产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论中美人权斗争的制度因素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社会制度在人权实践上的区别通过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首要代表 ,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根深蒂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 ,而美国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己任。只要中美两国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 ,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美国借人权问题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不会改变 ,中国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不会改变。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斗争的长期性。     

论中美人权斗争的文化因素

冷战结束后 ,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中美人权斗争的重要因素。美国文化是欧洲传统文化与北美特殊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继承的是与美国不同的五千年一脉相承的独立的文化传统。美国社会以个人为本位 ,崇尚个人主义 ;中国社会以集体为本位 ,崇尚集体主义。美国社会以权利为本位 ,强调个人应有的权利 ;中国社会以义务为本位 ,强调个人应尽的义务。美国蔑视权威 ,反对政府对个人的干预 ;中国崇尚权威 ,主张强有力的政府。中美在人权领域的斗争在很多方面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的。中国认为 ,尽管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很大 ,但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以及在国际活动中 ,却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企图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 ,中国必然要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斗争的长期性     

遏制与合作：后危机时代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解析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中美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同时更加深了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相对实力下降加上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美国仍将对华采取＂遏制性＂经济政策,中美经贸摩擦不可避免。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上升和中美经济依赖关系的加深,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合作性＂也在不断增大。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后危机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必然会在摩擦和调整中不断扩展和深化。对此中国应有清醒认识,并从战略高度上采取应对之策。     

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冲突的限度

文章主要对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中美战略冲突的限度进行分析。美国对华战略底线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相关,其对华战略底线是继续维持其战略优势地位,防止因为地区实力的对比变化导致主导地位的丧失。而中美战略冲突的限度则在于:无论从意愿还是能力来说,中美均无法承受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将竭力避免因为第三方的冲突而导致两国直接兵戎相见。     

犹太人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犹太人的人权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策略和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现实利益考量、传统价值观、历史悲情（尤其大屠杀）等因素，都将犹太人推向美国人权外交的前沿。在犹太民族主义、“美国信条”和普世正义之间，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美国信条”界定的美国利益，是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事务的两条基本准绳。对犹太民族根本利益的考量有着优先性，但从美国公民的立场出发，他们在人权外交中的民族诉求通常也须与“美国信条”相合，服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难免表现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人权外交

在战后半个世纪来 ,人权外交一直在美国总体外交中占有一定的份量 ,不过在尼克松时期以前的 3 0年里 ,人权外交还不十分突出 ,卡特期间把人权外交列为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 ,到克林顿时期人权外交更为突出 ,成为美国外交三大支柱之一。人权外交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美国民主输出的法律体系与对华民主输出法律支持机制

美国注重对外民主输出的法律保障。目前,美国的对外民主输出已经形成了定位明确、层阶清晰、衔接严密、体系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外民主输出法律体系内容主要涉及国际援助、公共外交、贸易禁运与输出管制、国家安全与预防恐怖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等五个领域,尤以国际援助、公共外交、反共主义法律体系最为完整、全面。法律在美国民主输出中主要有明确功能定位、规范流程与运行路径、信息公开与监督和加强国际合作四个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民主输出力度不断加大,涉华民主输出的法律内容几乎涵盖了中美冲突中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及贸易禁运等所有重大问题。美国注重把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定法律法规的核心制度理念,民主输出法律服务于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和对外政策。针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输出法律,为美国反对、演变共产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保障了民主输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美国茶党的涉华态度及其成因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反对经济刺激计划、全民医疗改革等"大政府"政策的茶党从社会运动逐渐演变为共和党党内的重要势力。随着茶党势力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扮演起关键角色,其在内政议题上呈现出保守化,而在外交议题上则表现为扩张与孤立倾向并存的态势。文章通过统计第112届美国国会众议院茶党连线议员提出与联署涉华法案的行为,初步揭示了茶党议员在中国议题上更易持有消极态度:在经贸议题上往往不持乐观积极态度,部分来自南方的茶党议员表现出提防与谋利并存的矛盾倾向。在人权、安全以及台湾议题上则彻底固守消极态度。而统计分析揭示,造成众议院茶党议员对华相对消极态度的原因包括:更多出自南方选区、更多参与军事委员会、2008年到2011年选区对华出口增长率较低等。基于这些发现,文章尝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在对美国会外交、经济外交以及公共外交中平衡区域发展,强调美国国内政治因素,重视美国国内利益诉求,关注其政治与社会保守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