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核心。我国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的设计上 ,存在着片面追求客观真实而对其他价值保护不够的问题 ,科学的证明标准应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确立。“客观真实”寓于“法律真实”之中 ,没有“法律真实”作保障 ,“客观真实”将无从谈起。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完善——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1979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是实体真实主义的刑事诉讼目的观,所以在程序设计上更多地关注如何利用强制措施控制犯罪,造成了在保障人权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应当树立正当法律程序之刑事诉讼目的观,并以此为指导,在立法中遵循程序公正的标准,制定科学的强制措施制度。     

论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实现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的刑事程序制度。然而,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从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现状、构建的必要性以及域外参考等方面对我国如何构建该制度加以阐述并提出笔者自己的思考。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是掌握证据材料的控辩双方在法院庭审之前 ,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命令 ,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本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让对方知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开示制度虽有设置 ,但不够明确和完善。我国应明确建立并完善控辩双方的证据直接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应适格适度 ;辩护方应同控诉方一样负证据开示义务 ;证据开示应有保障性措施。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也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是应以客观真实还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存在缺陷,应以法律真实为理论基础,建立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的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模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但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引用、借鉴这两种理论的过程中,没有加以区分,使我国的研究较为混乱。刑事诉讼构造是从微观研究某一刑事诉讼模式内在要素的组合,从系统到要素来研究刑事诉讼的内在功能。刑事诉讼的主体构造关系是刑事诉讼模式的构成要素,刑事诉讼构造是刑事诉讼模式的下位概念。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侦查、检察机关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英芙法系国家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国家的标准是“内心确信”、“高度的盖然性”。我国学术界有客观真实、主观真实、法律真实和系统标准等不同主张，现行立法上确定的是比较抽象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具体适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实体事实、程序事实的证据，而且应当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排除刑事责任等方面的事实和证据理解和适用。     

论我国刑事诉讼模式转换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实施,形成控审分离,控辩对抗的诉讼模式,使控、辩、审三方诉讼地位相互独立,加强了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具有“国家追诉主义”特征,其构造侧重于控诉,因此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仍是诉讼民主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构

《刑事诉讼法》第192条首次明确了我国的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上完成了一次制度上的统一。然而由于立法上存在制度空白和模糊性,使该制度缺乏实际操作性,难以发挥自身的制度功能。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是一种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应该为其配置细致的程序、制度和规则,确保对鉴定意见的质证能够走向实质化。对此,应当从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资格和选任程序、质证程序规则以及专家辅助人的责任等几个方面建构我国的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     

关于发展我国便衣刑警的思考

目前我国刑事警察结构不尽合理,与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和集团犯罪、智能犯罪、黑社会犯罪以及恐怖犯罪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不相适应。从事刑侦、经侦、缉毒的专业性便衣刑警严重不足,是刑警结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发展便衣刑警,对于提高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值得引起重视。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对便衣刑警的类型、选建、使用和管理进行探讨。     

我国犯罪预防模式的选择与辨析

我国犯罪预防模式应是在我国犯罪综合治理方针的指导下所采取的犯罪综合预防模式,而不是单一的犯罪预防模式。其具体内容是:坚持社会预防;正确运用刑罚预防;加强情景预防;倡导被害预防;建立、健全犯罪预防机构。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鉴于刑事证据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予以明确的规定,围绕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诉讼法学界曾对刑事证据概念的内涵作过诸多阐述,但很少对其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进行过论证。有鉴于此,本文从立法、逻辑的角度并结合司法实践全面阐述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存在的不合理性。     

论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承担

传统诉讼理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认为证明责任完全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然而,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被告人在针对指控提出某些辩护主张以证明被控犯罪的某些要素不存在时负有证明责任。当然,与控方所承担的证明责任的性质与要求不同,刑事被告人所承担属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即可。     

对我国侦查程序中侦查权的思考

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侦查程序很不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太大,缺乏必要的、合理的、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     

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正当性问题探讨

我国的侦查程序制度在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度设计上,过分强化侦查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抑制了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正当性存在缺陷。完善我国侦查程序制度,应树立兼顾程序与实体正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和谐统一的理念,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建立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完善侦讯过程中的平衡性;适当扩大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侦查侵权的惩罚与救济机制。     

浅析恢复性司法理念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中国化

恢复性司法是近年来我国刑事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源自北美作为刑事司法程序替代程序的恢复性司法,与中国的传统法治观念存在着暗合和分野,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构建刑事损害赔偿调解制度对借鉴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具有现实意义。     

刑事司法历史进程中的私力合作兴衰与更新——对公力救济与当事人协定和解的历史解读

从刑事争端解决的历史传统、演进过程等角度,探究刑事和解的社会支撑力量及其产生动因,并肯定了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将对我国未来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我国犯罪客体的概念

本文在努力探索我国犯罪客体本质的基础上 ,力图给我国犯罪客体定义一个较为科学的概念。笔者从分析“利益”、“权利”、“社会关系”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入手 ,研究了犯罪客体“社会关系”说、“权益”说的缺陷 ,揭示出犯罪客体的本质应归结为“社会利益”。理论联系实际 ,给我国犯罪客体定义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     

论侦查启动之随机性——由儿童失踪立案程序转变透视我国侦查启动模式之利弊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程序之前设立了立案程序,并将其作为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这使得我国刑事侦查启动被归于典型的程序性启动模式。然而,实践中,立案程序的设计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由此也产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现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随机型的侦查启动模式,且随机型侦查启动模式较之程序型启动模式更为科学、合理,更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可见,在当下,重构我国的侦查启动程序,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