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内涵的再思考

随着社会危机的增加和社会矛盾的凸显,国家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即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意识领域、道德伦理领域渗透力和粘合力不断增加,一方面＂有所为＂,一方面＂有所不为＂,但似乎更强调的是＂有所为＂,甚而有人认为国家在社会生活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全方位的规制。本文从对历史上自由的含义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分析自由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的某些方面,从而显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由的理性建设。     

Civil Society的意义嬗变及其内在逻辑

市民社会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是指与君主专制的野蛮社会相对的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在启蒙时代,市民社会增加了时间维度,成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较发达的法治社会.黑格尔将市民社会转变成结构性概念: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满足物质需要的组织,它是自由平等的法律生成之地.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两分的传统,将它转化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经济基础.现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则走向两极:葛兰西的革命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的建制理论.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切割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两块,这就形成了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政治国家的三元结构.这个新的公共领域使政治国家取得合法性,并且是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合理交往的有效性建制.从逻辑上来说,市民社会理论以科学的社会分类学概念为起点,走向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再从乌托邦式的伦理概念嬗变为社会结构分析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最终回归社会,成为一个推进社会进化的实践理性概念.     

中国法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根据其发展层次,法治可以分为浅层法治与深层法治,而根据其涉及的问题领域,法治又可以划分为经济法治、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法治是生成与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以依法而治为核心的浅层法治的建设,通过公民抵制政府不法行为的抵制权利的确立与宪法化,通过政府赔偿制和问责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戍为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深层法治;同时,只有通过经济法治的建设,把成熟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规则转化为政治市场中的政治规则,才有可能扩展为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从而实现全面法治.     

浅论社会团体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对行政权力的合理有效制约已成为构建现代法治化国家的关键性因素。而随着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由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独立于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第三域"在社会团体的蓬勃发展中孕育而生。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产生的标志,社会团体以自身特性确定了其在行政权力"他律"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成为了当今行政权力制约理论的新鲜血液。     

美国法律文化的自由及其局限

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和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相继考察了美国法律文化,描述了自由的特色及其突出地位.在美国法律文化中,自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从放任的自由转向调控的自由,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这两种自由都有局限,更需要的在于公民的积极自由.在权威与自由的关系上,美国通过宪政机制防止政治权威滥用权力,并尝试通过大众文化消解政治权威,但根本措施在于公民积极行使公共自主权,主动参与政治和社会治理.当代美国的法律数量不断增加,调控的领域也不断扩大,这在限制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自由的保护,但要使法律与自由相容并真正成为保护自由的有效武器,必须实现公民自我立法,只有公民既是守法者又是立法者时,法律的发展才会与自由的扩大并行不悖.     

面对欧洲标准的波兰公民权

面对欧洲标准的波兰公民权（波兰）沃尔德玛·乌尔皮尤克蒋小红译黄列校一在波兰，按照欧洲标准来调整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进程还处于初始阶段。我们不能只按波兰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来评价这一进程的发展程度，因为这一进程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经济领域...     

迁徙自由权在我国实现的经济价值分析

迁徙自由是个体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和文化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迁徙自由不仅仅对个体的经济自由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迁徙自由对经济自由权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个体的其它自由的实现。本文将从经济价值角度分析我国实现迁徙自由的重要性。     

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理论评介

<正> Ⅰ 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1864——1929)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 学家、政治理论家,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重阐发了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的关系,个人 自由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等等。     

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

清末的法律近代化是指法律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的立法精神与特点。清末的法律近代化集中表现为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领域相继制订或颁行了一系列具有向近代国家转型性质的法律、法规和章程。从整体上来看 ,这些法律法规具有系统性、模仿性等特征。尽管清末的法律近代化结果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二律背反 ,但它在推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向前发展仍然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民国时期的立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经济法: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

法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调控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中性意义上的"阶级"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是法产生的政治基础.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经济法特有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是经济法产生的政治前提,经济国家与积极宪政国家的博弈与平衡是经济法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政治基础.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交互同构关系剖析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公共领域和私域之间的社会中间领域,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它本质上蕴涵了人们为之努力了数百年的宪政理想,是消解现阶段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实现善治的最佳选择。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之间是一种交互同构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交相促进。正是在二者交互同构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不断地发生着变迁。但目前我国有关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立法明显滞后,现有的法律体系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现实需求严重不协调。因此亟需制定与宪政总要求相一致的、完备的、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出发点,以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实行制约为中心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法律体系,从而使非政治公共领域成为建构未来中国社会良性结构的逻辑起点。     

经济法价值的经济价值探讨

法学界关于经济法价值的观点不尽相同,结合经济法自身的特征,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应体现在社会公平、社会整体效益方面上。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在于经济价值,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企业内部的平等、市场领域的竞争自由和宏观领域的经济安全。     

私营企业主非正式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意义分析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随着国家对资源和社会活动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力度的减弱、从而获得"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而成长起来的"自由活动力量"之一.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互动形态,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较大规模的调整.     

洛克的自由观探究

洛克的自由思想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是他的自由观理论基石,本文对自然自由、政治社会的自由分别作了详细阐述。洛克自由价值规范社会政治现象,而且也在理论上论述了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提出了独具一格的自由观思想。     

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

自由有很多种，主要包括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又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另一个是必须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上，才能享受到的自尊、自信和独立的人格自由。与经济自由相比，政治自由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从公开的发言到选举的投票：从出版、集会、结社的自南到游行、示威、公投的自由；从纸媒、电视的自由到网络的自由等等，在政治自由中，     

契约法规范的性质演变——评拉德布鲁赫“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越来越趋于动摇”

契约法规范从契约神圣、契约自由到契约正义和契约法的适当积极体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经济政治基础的变迁。追溯历史,契约法在有限与有为中交替前进,个人权利也在绝对自由和相对限制中螺旋上升。契约法的扩张背后正是社会发展和人文关怀的需要。     

美国大学招生“机会公平”吗

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自动化大潮之下,美国最深刻的社会演变,无过于低教育蓝领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地位的沉沦.所以美国的社会竞争,日益集中到“教育战线”,而且这一竞争日益超越学校课堂和考试,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     

论非典事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

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非典事件对我国政治的影响.认为非典疫情虽然直接危及的是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挑战的对象则是我国政治体系的公共管理职能、权力运行方式、社会动员和整合资源的能力等.正是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中国政治获得了相应的进步.因此,如果说非典事件对我国经济影响在结果上主要是负面的话,那么其对政治的影响在结果上则主要是正面的.其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疫情危机直接调动了政治体系潜在的一系列制度资源如政务信息公开、责任刚性、公共管理规范化等;这些制度资源在社会常态条件下是难以显现的;二是已调动的政治资源向社会常态管理领域的拓展;三是造成疫情蔓延的政治因素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警示作用.     

健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行政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由于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最动态、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项权力,因而制约和监督     

卢梭的道德乌托邦——读《社会契约论》第一卷

卢梭在解释政治如何合法的时候,一方面承认人类不平等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从法律和道德的原则的立场来指责这种状态,从而建立了一个道德的乌托邦.其对政治理论以及社会契约的研究,很显然的继承了霍布斯以来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传统,试图以平等代替智慧,关心的是人类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种最佳的状态.在社会契约的掩盖下,人类的自然自由被替换成了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