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网络 搭建平台 创新依法治市工作机制——以天津市依法治市工作为例

党的十五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把它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     

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功能建构

制度建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发挥着衔接和支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根本功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功能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三个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有效渗透并充分汲取所需资源,在对市场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改善与利益关系均衡,从而巩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从腐败现象透析思想政治工作与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腐败现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处在上升阶段,各国都很重视腐败问题的治理,积极从各方面分析造成腐败的原因并采取相关的有力措施。本文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进行了粗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腐败与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和思想政治工作与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并提出了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予以预防腐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途径。     

国家能力研究的中国学术图景:评述与展望

转型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能力"。论文梳理国内学界的国家能力研究。首先,梳理国家能力概念、厘清相关概念关系、归纳研究领域。然后,梳理从国家统治向国家治理转变中的国家能力理论变迁,构建现代国家构建的政治逻辑框架,探寻中国国家能力理论的适用性。最后,提出研究展望:一方面,国内学界对国家理论的研究大多借由"进口+内销"的路径,研究的适用性仍需探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仍需推进;另一方面,亟待构建治理现代化情境下的国家能力研究。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重建:改革以来的中国

论文运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以及一种国家与社会互相构建的逻辑,分析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建及其现在与未来所面临的挑战。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从经济改革直到最近的治理转型,中国的国家重建主要是在市场化运动这个单向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家重建不得不在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这两个方向相反的"双向运动"的张力中展开。这就是挑战之所在。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必须重构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信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有着不同的信任基础,只有与国家治理模式相匹配的信任模式才能促进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从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向普遍主义信任模式的转型,从单向依附型信任模式向协商合作型信任模式的转型。法治实践可以从提供稳定预期、保障公民自治权利、规范治理方式等方面促进信任模式的转型,但法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重建自身的公信力。     

“五位一体”总布局视角下我国民生建设路径探析

民生问题既是世界各个国家治理和巩固国家政权的根本问题,又是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和加快民生建设,不仅是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新形势下民生体制改革的期盼。立足于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以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民生问题,对未来我国民生建设路径进行深入探析,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提升法律监督能力 着力维护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全面保障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坚持为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城市转型与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我国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发展经历了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的转变过程,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性、同质性向多样性和异质性转变。随着城市的转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家庭、族群之间的关系、社会整合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城市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关键所在。论文结合田野个案资料,在分析城市转型的基础上,指出城市的社会治理需要从单一的、静态的向多元、动态和文化多元的理念转变;制度上的转变,即如何保障更多人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层面上的转变,需要建立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中国国家治理的进路选择:财税治理及其模式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到集约转型,国家治理正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向"共治、法治和善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财税不仅要考量社会基础和国家性质,还要尊重市场机制,维持财税的中性特质。也源于此,财税治理必须与公共财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相适应,既要防范市场失灵,又要防范政府失灵。为此,应从横向层面加强代议制机构的民主职能,实现财税权力的合理配置;纵向方面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     

马克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中国化特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论》中进行了集中叙述。一些学者着重从纯文本的角度或该理论的现代性角度来论述,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这个动态角度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特征。     

党的组织法基本问题研究

党的组织法是党内法规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规范,其对于从严治党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的组织法是调整与规范党组织及其运行的规范之集合,具有独特的系统建构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党的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当下中国正处在改革转型和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党的组织法建设要服务于中国治理模式的构建,为党的执政领导提供有效的组织支撑,同时要提高党的自我治理能力并规范其组织权力的运行。此外,现行分散的组织法规范需要进行梳理修订,以加强党的组织法体系化建设,更好发挥党的组织法的基础作用。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路径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高度,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必须依据民主、法治、科学原则,从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四个角度入手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中国70年国家能力建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国家能力建构取得了重大进展。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国家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强调制度成熟定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更加坚实;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效地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活力,增强了市场活力,增强社会了活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了"怎样治理中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使国家能力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