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法律职业伦理及其教育的重要性

在“静态法制”构建迈向“动态法治”实施的时代背景下,法律职业者的素养和职业伦理教育值得倍加强调。探讨法律职业伦理的构建、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必要性。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基本内容;是克服职业病的良方;是达成职业使命的保障。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学教育改革以及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     

论法律职业者之正义

尽管正义问题 ,已经得到了哲学 (伦理学 )、社会学、法理学、诉讼法学等不同学科的大量论述 ,但是 ,这些论述无法成为法律职业者在其执业领域的具体行为规则 ,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职业者的正义与普通公民的正义必定存在着差异 ,而正义一词语义不确定的情况导致对法律职业者的评价缺乏客观统一标准 ,对此学界关注的不多。提出法律职业之正义的执业标准和具体伦理要求 ,对于弥补职业道德规范之不足、帮助法律职业者进行自我监督、评价和调整以及深入进行法律职业伦理的研究等 ,都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职业者与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需要并造就了法律职业者 ,反过来 ,法律职业者又成了法治社会的一根擎天柱 ,是法治秩序的忠实维护者。但是 ,法治社会中形式化法律的弊端 ,加之一些人为力量的推动 ,使得法律发展出现了反形式化的现象 ,这又威胁着法律职业者的命运。     

司法改革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以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背景之下,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建设越来越需要专门法律人才的参与。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作为法治队伍建设的主力军,二者之间具备共同的法律知识体系、法律逻辑和一致的工作内容,均以实现案件正义为职业目标。从律师中遴选初任法官、检察官,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司法队伍的素质水平和业务能力,还能促进各种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我国的培育。立足我国实践,学习国外经验,从适时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建立遴选律师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客观评价机制、有序建立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等方面出发,积极探索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育路径,推进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     

法律职业的社会性分析——兼论我国法律职业现状

法律职业是历史悠久且最具典型性的职业之一 ,法律职业者一般都受统一观念的制约 ,有共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并且都必须经过职业培训。法律职业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产物 ,西方法律世界的两种教育模式形成了英美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两种不同的法律职业形成途径和组织方式。法律职业具有整合法律体系以及维护其权威和自治的功能 ,同时还可以担当“信息中介”的角色 ,并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中国应以司法考试为契机 ,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 ,进行法律职业改造 ,形成考试、培训、遴选管理统一化的养成之路。     

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兼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之路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法治社会的一个表征。法治社会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使用特定的法律话语、独特的思维方式,共同的知识背景和实践传统,以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为共同的价值目标,以法治为精神信仰,拥有一种自我约束、自主评价、自我管理的运作机制的职业群体。两大法系因历史、法制文化等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养成模式。中国应以司法考试制度变革为契机,借鉴大陆法系,进行法律职业改造,形成考试、培训、遴选、管理统一化的养成之路。     

论法律与道德

作为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始终存在着重叠、冲突与对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不仅仅是二者本身规范意义上的分离与重合,不同的社会科学与政治生活可以产生不同的价值精神与实体判断,法治与德治进而成为自古以来国家社会调控机制的不同选择.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便扩展为政治学、伦理学、法理学等社会人文科学的主角,并且只要存在社会规范,它便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看中国法治的演变

在中国这样一个伦理社会里，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不可缺的手段，中国的法治必然是法制与伦理精神的结合。在实行依法治国时代，不仅不能因为强调法律的地位而忽视道德的地位，而且还要善于通过法与道德的互补功能来完成法律向人们的自觉行动的转化     

律师职业伦理:冲突与选择、道德权利及其法律化

在特定情形下,遵从律师职业伦理往往意味着背离一般公民道德。律师——客户关系的性质,要求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只能是对客户(委托人)的忠诚尽职。律师在社会法治中的角色,意味着律师只能在道德冲突中选择遵从律师职业道德。律师能否在社会法治中发挥作用,取决于律师作为一个职业群体是否可以信赖;因而,律师个体必须遵从整个群体职业伦理,而无关乎其个人的道德观。律师职业伦理不仅仅是一种义务,也应当是一种权利,所以,律师职业伦理不仅是道德问题,更应该是法律问题。《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为律师职业伦理法律化奠定了基础,但对于律师职业道德权利特别是拒绝权的法律确认,还有待三大诉讼法或统一《证据法》来完成。     

公民道德责任缺失引发的政府道德建设构想——广州“小悦悦”事件所带来的深思

重建公民道德责任，弥补监管上的漏洞，政府应在加强公民的道德感的同时，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并行与统一，完善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规范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努力营造一个有爱心的、拒绝冷漠的和谐社会大环境。     

我国当前制度伦理建设问题初探

制度伦理是指对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中并保证结构规范合理化的基本制度的伦理考量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或状态。制度伦理建设是世界各国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各国道德建设所走的一条成功之路,它能促使社会成员"行善若性然,"使某些道德要求"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使国民养成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高度责任感,而这也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制度伦理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     

城市化进程中的信用制度文化建设

城市的信用制度文化是城市能否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关键因素。但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信用缺失现象也十分严重。为此,必须提高对信用制度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让“法制”和“德治”双管齐下;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征信系统;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现代性伦理谋划的道德哲学基础

古典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作为现代性道德哲学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们对现代性伦理谋划展开的伦理分析及提供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但他们在现代性伦理谋划中却有共同的特点,即:都以抽象的人性作为伦理体系建构的本体论基础,以理性作为现代性伦理谋划的方法论依据,以美好的幻想及"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开启现代性伦理实践。这种道德哲学呈现出唯心的、乌托邦的特征,当用这种道德哲学理论指导实践之时,便会出现现代社会伦理的危机及道德生活实践的悲剧。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     

香港法治发展径路之启示

不同的社会背景产生不同的法律,而法律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法治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与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从而形成良法,但仅有良法并非就是法治,法治社会的形成除有良法外,还必须具有相关制度的支持,以及公众对司法的信赖,这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香港及西方法治社会的形成昭示:法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用来规范社会主体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自觉遵守和维护,才能发挥其规范作用,否则将是一纸空文。     

信息伦理的法制化路径探究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在给人类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传统道德带来一定冲击,信息伦理应运而生。保护人们信息安全,并使信息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就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如尊重隐私权,保守国家机密;尊重知识产权,保障精神成果等。同时从民事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和国际法律制度等方面积极探寻信息伦理的法制化路径,为信息伦理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荒政之行政伦理与传统国家（State）公共价值生成——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就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所必需的＂制度设计＂而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如荒政——之所以是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之路径依赖,其根因即在于此类公共行政内在之行政伦理能够转换为公共价值。此行政伦理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传统国家能够生成公共价值及其官僚体制能依此价值实现演进之内在道德根据。在学理上,它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     

论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法治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有效手段显得越发重要,它是实现社会和谐最重要的保障机制。其核心在于通过平衡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实现人权保护。但是,法治并非构建和谐社会的唯一方法和手段,必须同时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等手段,使之相互补充,最佳整合,才能最终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