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统一”:略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超越——兼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知行之辩"亦是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一个焦点.毛泽东在批判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问题的各种观点及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引入其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这一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应科学地理解形而上学及其与辩证法的统一性——与吉彦波同志商榷

读了吉彦波同志《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具有统一性》(见《理论学刊》1992年第5期。以下简称吉文)一文之后。首先获得的一个启发是:哲学提供的方法也是自身发展中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哲学研究哲学”构成了哲学理论活动的一个特点。吉彦波同志根据矛盾观点的全面性要求认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统一性,这一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吉文在分析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统一性时,又确实存在一些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观点,现就几个问题提出来与吉彦波同志讨论。     

“斗争哲学”再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鲜明党性的科学,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斗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简明而准确的概括。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坚持"斗争哲学";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方式有不同的特点,但这不能成为否定"斗争哲学"的理由。坚持"斗争哲学",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否定"斗争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反映。唯物辩证法是彻底的辩证法。我们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斗争哲学",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     

论毛泽东知行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区别——兼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知行之辩”亦是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一个焦点。毛泽东在批判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问题的各种观点及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引入其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这一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

内容与形式是辩证法的一对古老的范畴。然而,现实生活中却提出了许多与这对范畴有关的问题。比如,普遍实行的各种类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得农民的拥护,然而,农民又不放心,经常问:这种责任制的政策会不会变?又如,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国已反复表明对香港将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香港同胞对此甚为关心,经常问这“一国两制”的政策会不会变?等等。同时,在现代科学发展中也提出了     

前提、性质和目的:评析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西奥多W.阿多诺提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具有后现代主义哲学理论特性并对现当代哲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的理论。＂否定的辩证法＂以辩证法理论为理论前提,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理论性质,以服务于批判理论为理论目的。从这三个视阈来审视＂否定的辩证法＂,能够清楚地认清其本质所在。     

驳“合二而一”论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 我认为,当前“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争论,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坚持形而上学,是坚持对立统一规律还是坚持矛盾融合论、调和论的原则性的争论。杨献珍、艾恒武、林青山以及潘庆斌等同志     

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党建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将辨证法思想灵活运用于党的建设过程中.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探索中国式党建道路;坚持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力戒形而上学.毛泽东党建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对立

我从事哲学理论工作算来已经五十多年了,学哲学教哲学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但是总感到“学然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在教学中讲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比较多,但很少讲与诡辩论的对立,很少揭示现实生活中的诡辩论。讲哲学只是按照原著和教科书的内容要求,所批评的是哲学史上的谬误,不敢触及现实,怕惹祸。最近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浩同志所著《诡辩论》一书很受启发教育,引起我对过去教学工作的反思,觉得讲哲学的人应当把形而上学诡辩论搞清楚,把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对立起来讲,才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才能划清唯物辩…     

生成和消亡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是人们长期以来思考、探索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研究方面,尽管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反映的情况来看,似乎还是几十年一贯制,并未增添一对新的基本范畴,似乎整个世界的辩证发展规律和相互联结的基本范畴早已被人们揭示无遗,我们以后的工作只是对这些规律和范畴作些阐释、说明,多加几条注脚。实际上,这样的辩证法已走向了反面,由活生生走向僵化。因此,为了维护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有必要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试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性质

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的实现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展开的,即在击穿传统理智形而上学得以顽强支撑的"理性实体"的同时,马克思把"感性活动"的原则导入到自己的哲学中,将其根植于稳固的生活世界,并从存在论的根基处开启了全新的哲学事业,并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     

什么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衅证唯物主义。如何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解。把辩证法规定为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真理,并在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客观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确立思想内容的真理性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地吸取这一“舍理内核”,才能避免辩证法理论的形式化、经验化．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对“马克思主义具有与对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几点认识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是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精辟概括。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性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坚持与时俱进 ,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就是要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牺牲的精神 ,就是要努力学习 ,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论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

羁人意识总是在表现着对人显现着的实在性,此即意识王国的基础性事实,也是哲学研究的原始起点。“意识是实在性的反映”与“实在性的反映是意识”是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两端各为主体自身的反思规定性,是其两端联结的不同反思形式。哲学基本问题,便是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两端的相关性,而实在性是否可知的问题既是哲学基本问题内涵的真谛所在,同时也是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的基本问题。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构成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的三个意识形式,是它的整个逻辑内容所是。哲学一般的完美整体．是哲学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价值论三的内在统一,是意识王国基础性事实与其逻辑内容所是的内在统一。意识三国基础性事实．是贯通哲学整个逻辑内容的内在基石。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意蕴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它主要表现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双向视角。     

社会稳定理论的新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稳定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提到新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方略。     

学术界关于邓小平实践哲学理论的研究述要

邓小平实践观不仅具有一般实践思维所具有的属性，而且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他的实践思维和实践精神使唯物辩证法由理论形态跃进到实践形态、由革命形态跃进到建设辩证法、由矛盾辩证法跃进到系统辩证法。邓小平结合社会实践发展的新特点，从新的视角对实践进行了论述。     

新发展观的文化阐释

新发展观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期盼。新发展观作为一种新理念是当代中国的国富论,它为我们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为顺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新发展观作为一种文化选择,是对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结。新发展观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体现了可贵的人本精神、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实践品格。     

论电视剧创作的人民群众观

把握好电视剧创作的人民群众观 ,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也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电视剧创作突出的主题要与人民群众的实际认识程度相一致 ,电视剧创作的题材要直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 ,电视剧创作涉及的内容要真正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电视剧创作的表现形式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     

生活观的超越:"新写实"意义重估

新写实之"新"的根本所在,表现为对生活和人生的看取方式上的突破。这是一种"网"与"烦"相缠绕的"非牧歌生活观"。它生成于原生态日常生活的层面,"一地鸡毛"的现实生存之网与生命个体的"烦恼"意绪相交织,构成了其生活观的基本叙事特征和底色,其整体特征则表现为"无奈"与"直面"并存,"烦恼"与"寻求"共生。这种非牧歌生活观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刷新与开拓的意义,也是促成中国小说形态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