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右派分子”的“改造”

1957年,55万多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冤案。在“反右”运动后,“右派”们被流放到偏僻地区,接受野蛮改造造成惨痛的后果。今天,我们回首往事,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引以为戒。 一、流放“改造” 当时对绝大多数的“右派”分子采取了下放到农村、农场、劳改队去“改造”的做法。因此,有的“右派”戏称自己为“流放”。 中央各部委的右派被流放到北大荒。殷毅在《回首残阳     

重新找回心灵的净土

人生如旅途,有平坦也有坎坷,有快乐也有迷惘。在人生的旅途上,我曾经迷惘过。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下乡到铁岭农村插队。记得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我从青年点回到沈阳探亲,得知父亲因“反林彪、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刑10年。当时我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今后的路该如何     

相思蔷薇

有谁见过盆栽的蔷薇吗?我见过,以前我父亲就有一盆。父亲是我的继父。我两三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母亲改嫁。继父是一所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因右派言论被分配到我们这座小城。继父在大学里有一个女朋友,是华侨,家在马来西亚,毕业后回国了。继父去不了马来西亚,只好和女朋友分手。我小时候,继父总是愁眉不展地坐在书堆里,默默无声地看书。让我奇怪的是,继父的书     

没有小平,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是农村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经历过"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几十年风风雨雨,夹着尾巴走过来。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在"左"祸横行之时,我的处境,谁也不难想像。尽管我曾经是个共青团员、教育先进工作者,但也逃不脱被欺凌、被摧残的命运。     

劳教旧闻录

57岁，石宝莹进了劳教所。 上一次，石家有这样的黑暗的时刻，还要追溯到1960年代，石宝莹的父亲，打成“右派”后被劳教。     

倾斜的人生天平

我叫樊琪，现年 43岁，因贪污罪被韩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0年。 　　我曾拥有过值得骄傲的昨天。 　　我的父亲是六十年代第一届陕西师大毕业的教师、优秀的共产党员。由于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从上小学、初中、高中我都是班上的好学生，功课门门优秀。 1976年， 19岁的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到沈阳军区某部边防独立师服役。临走时，父亲对我说：“到了部队你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干什么要像什么，生活上要向最低的看齐，政治上要向最高的看齐，学习上要向最好的看齐。”父亲的这几句话一直在激励着我，在部…     

迷途之归

这里发生在黑龙江省尚志市一个小山村里的真实故事。一名少女在重病中绝望把“再生”的希望寄托在“主”身上，可“主”并没有显灵，是党组织点亮了她行将熄灭的生命之灯。她改变了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1974年8月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亲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诸葛绪梅。1980年，我们全家迁到了“青龙”这个四周长满很多树的小山村。12岁那年。我上学了，先后加入少先队、共青团。那时候，我对人生充满了希望，看天空，总是那么高，那么蓝。正当我做着大学梦的时候，整日里在田里劳作的父亲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我辍…     

一对志愿军夫妇的悲喜人生

姐姐成为“最可爱的人" 姐姐谢若愚,生于1931年,比我大十多岁。幼时只记得姐姐自白胖胖的,笑声特别响亮。她在万县市读书的情景,我记忆中已没一点印象。姐姐1948年由万县女中考到重庆,进了抗战时内迁至渝的上海公大文史系。 父亲当时在万县市的金融、桐油界颇有名气。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父亲公司驻渝办事处主任黎伯伯每次回到万县,都要向父亲说:“大小姐某月某日又来取了多少银元。”父亲就点头。家里人便常对我说:“她想用钱就到办事处去取,你爸没给她定限额,你长大了也去外地读大学,像她一样花钱。”为     

我用行动报党恩

人生往往是在不断迎接并战胜挫折和考验中赢得进步的，而要实现人生价值，顺利跨过一座座困难的山峰，个人努力攀爬固然重要，外界的给力帮助也必不可少。我庆幸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更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奔小康的新时代。求学年代，因父母体弱多病，家境一直很贫寒，当我读高中经济上难以为继时，是党的“希望工程”帮我圆了高中和大学梦。     

艺考很繁忙 艺术很寂寞

每年春季，全国数万名艺考生都会怀揣着明星梦，在各大艺术院校考场间疲于奔波。人们看到，一边是一年汹涌过一年的“艺考大军”，一边是青年一代令人尴尬的艺术基本常识的缺失——不少大学生连唐伯虎是哪个朝代的、文房四宝是什么都不知道；一边是个别艺术院校一天考试报名费收入200多万元，一边是一些农村中小学连最基础的美术教材、音乐教具都没有。     

红军名医李治将军纪事

参加过当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的老一辈革命家、老红军谈起红军中医术高明的医生，便会提到红一方面军三大名医之一、被人称为“大金刚”的李治将军。▲弃暗投明当红军李治，原名李圣治。１８９９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泮中乡一个小木商家庭。由于家境尚可，父亲又望子成龙，加上李治从小聪颖好学，父亲便决心培养他，先是送他到一家私塾读了几年书，后来又送他到县城中学就读。１９２４年李治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１９２９年毕业。这时，他决心终生救死扶伤，为人治病，遂改名为“治”。开始在南昌开诊所，前来看病的国民党军官…     

缝补空白

为了二弟能圆他的大学梦，我们一家人债台高筑。能拉扯的亲朋好友全都打搅遍了，可二弟的大学还没读完一年。整整四年，该如何过呢？母亲常担心，我们这样的山沟沟里团泥巴丸的农家，只怕这大学是读不出来的了……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不会做生意不会当幕僚也不会种好庄稼更不会乱捞钱。我也无能为力，有的只是心急如焚……每每想到这些，我的脑际一片空白。寒假回家，父母还是围绕着家里的田边地角转，一家人的日子真难熬啊。我中师毕业到了离家很远的山村小学任教，每领月薪逐月还上为二弟上学所借欠款便所剩无几了。加上自己谈婚论…     

梦的追求

“梦”给我以希望,昨日“梦”的追求便是今日的现实。我的青年求学时代,正赶上史无前例的“文革”,上大学似乎已与我无缘。可我偏做大学梦,认定了死理:“这辈子,哪怕三十岁,也要上大学。”1971年刚从农村调回来,几位好友常聚一起,学习哲学、历史、语法、逻辑、写作知识。买不到书,就四处去借。一位朋友从高校借来一本《写作知识》,我们每人都抄了整整一厚本。当时,我写了一首小诗和几位朋友共勉:“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登上知识的高峰/把整个世界俯瞰/大自然的奥妙/人类的秘密/在我们眼前展现/我们象小鸟/在人类社会的宇宙空间/自由飞翔/无所阻拦……”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那年,我正好三十岁。“梦”给我以创造,使我在对     

毛岸英在山东

1946年春天，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到了祖国，毛泽东深情地说：“岸英，外国的大学你念过，可中国的大学你还不熟悉。要念好中国的大学，当务之急是深入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国情。”毛岸英听了父亲的话心领神会，坚定地说：“请爸爸放心，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保证完成任务。”     

我省改革开放30年成就图解（1）

当今的青少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文革”时期，却是一个奢侈的梦想。 我1970年底参军，在部队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加之又是全连唯一的高中生，两年后，党支部决定推荐我上大学。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是不允许上大学的，大学只在工农兵中招收“学员”，而且不需要考试，只要基层单位推荐、政审，报上级部门批准、高校同意即可。     

蹲

吴海从农村到城市工作是“蹲”着迈进去的。18岁那年，吴海高中毕业，差2分没考上大学，再也没复读。乡亲们同情吴海，都推荐他要么教书要么进大队班子。     

只为夕阳红最美

“中国梦”是13亿中国人民的梦，而老年人作为共和国各项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的梦想更应当被重视。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老风尚，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病有所医”，也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洲里市南区街道办事处辖区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敬老爱老视为己任，让每个老年人幸福成了他们最大的梦想。“邻居家的老人也需要我”关凤君已年过六十，独自一人坚持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尽管如此，她仍要腾出时间去照料邻居家的老人。邻居郭大娘小脑萎缩经常迷路，有一次竟失踪八小时毫无音信，她听说后急坏了，马上冲出去寻找，     

母亲那段老爱情

有一天，我和母亲聊到爱情，当时我正接着一个电话，朋友和男友闹别扭，她不知道如何把爱情继续下去。我在电话这边，得意洋洋地给她支招。母亲在我身边，替父亲切着苦瓜片。据说，吃苦瓜可以治糖尿病。她一边切着苦瓜片，一边说：“怎么可以这样？”     

母亲那段老爱情

有一天，我和母亲聊到爱情，当时我正接着一个电话，朋友和男友闹别扭，她不知道如何把爱情继续下去。我在电话这边，得意洋洋地给她支招。母亲在我身边，替父亲切着苦瓜片。据说，吃苦瓜可以治糖尿病。她一边切着苦瓜片，一边说：“怎么可以这样？”     

理论之光照我行

1986年夏天，我从高中考入军校。4年的军校生活使我眼界大开。我一边如饥似渴地汲取理论营养，一边尝试用理论诠释身边翻天覆地的变化，自身理论素养不断提高，也迅速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合格军人的转变。毕业两年多，我就被选进机关宣传部门工作，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