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何去何从？

有人用“农民教师”来形容代课教师：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民办教师似乎就是这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中国代课（民办）教师的历史却十分明确地告诉世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担负起了中华民族最神圣也最艰巨的农村教育的重担。     

在国家户口迁移法规上另加地方限制条款合法吗？

问：我妻子1997年随我职称享受“农转非”待遇，但妻子没有得到工作安排。我农村有住房，“农转非”后房子空着。2006年家乡土地征用拆迁，为配合拆迁办理事宜，我把妻子的户口迁回原籍。     

乡村来信：他们去哪里给儿子讨公道？

两封来信，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王仁俊被害已经11年了，凶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王仁俊的父母跑公安局，跑了11年，没用。公安局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给我们提供消息，我们咋给你们抓人？”两个老人糊涂了：“受害人家属不提供消息，公安局就不抓杀人犯了？” 二、原本活蹦乱跳的刘甲伟，因为医生误诊，该治的病没治，阑尾却被一刀切掉，从此身体虚弱，脸色蜡黄，每天吃药，变成一个“蔫蔫瓜”。他的父母愁掉了头发，不断去找卫生局讨说法，却没有结果。两个人哭着问：“医生拿人命当儿戏，我们咋就讨不回个理儿呢？” 事情都发生在偏远的农村，两个地方两户当事的农民都不会写。于是，与这两户农民非亲非故却满怀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段广亭就替他们写信寄到北京，想请北京的报刊给登出来，看能不能征得一个公正的回答：到底谁对谁错？这样的事情，政府部门真的很难办吗？ 段广亭说：农民期待的，就是一个公理，不管对错，都应该得到解释！     

女硕士和山村“种田郎”的桃缘之恋

两个1982年出生的青年。身份悬殊：一个是在读女研究生，一个是小山村里的农民。谁能料到。在网上认识一年后，他们冲破世俗结婚了。消息很快引起轰动，女研究生缘何远嫁“种田郎”？他们幸福吗？他们对未来有何打算……     

“草根代言人”：两个不是人大代表的“代表”

农历丁亥年。春天来到了，每年一次的政协和人大两个重要会议召开在即。就在各地代表准备进京反映民声民意、为国家出谋划策的时候，有两个不是代表的人也在紧张地忙碌着。 安徽蒙城。几个农民找到徐保义，反映县电信部门“强制服务，违规收费”问题，请他代表大家出面交涉。徐保义立即着手调查。当他就此问题向电信部门一个负责人进行询问时，却被喝令“滚出去”…… 江苏太仓。刘劲松忙着上医院，跑派出所。曾经多次代表身边的群众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他“突遭暗算”，被凶手挥刀砍伤。这天是农历大年初四，深夜，他走过的那条巷子没有路灯，漆黑。好在，不远处有个茶室，老板等人闻声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不久以后，媒体纷纷报道两会代表关注民生问题的发言。而刘劲松却黯然离开太仓，徐保义则仍在执著地帮助农民讨要说法。 这是两个什么人？一些群众为什么有困难找他们反映？他们无权无势，又非人大代表。且生活都不富裕，甚至自己的权益有时也得不到保障，却为何替别人代言？     

法律问答

“农转非”后承包地是否必须交回；基本农田不得私自挖塘养殖；农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民房被震坏可索赔；转包土地，粮补资金由谁领？；砍自家树也要办证；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有哪些。     

案例：“临时工”同享破产安置待遇

企业政策性破产，工作了十几年的“临时工”却没有被列入安置范围，无法享受破产安置待遇。日前，石家庄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这样一起破产安置纠纷作出裁决，企业被令将职工列入破产安置范围，同时向职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补缴养老保险费等费用。     

论加强对农民工进行工人阶级意识教育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实现了由传统“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相应的,阶级身份也由“农民阶级”过渡到了“工人阶级”。但由于受历史、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工人阶级意识仍然十分淡薄,身份意识的淡薄对农民工自身权益的维护、经济的     

土地关联:家园依托与社会保障——新型工资劳动者角色规定及价值选择的基本条件

新型工资劳动者的身份具有二重性 ,其职业是工人 ,社会身份仍是农民。农民的“家园意识”以及他们承包的土地所具有的保险意义规定了他们的社会角色 ,并对他们的价值选择发生重要影响。割断新型工资劳动者同家园与土地的联系是必然的趋势 ,其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改革。     

这个案子不是特例

想趁还能干活的时候出来打打工、补贴家用，没想到出来之后他再也未能踏上家乡的土地。53岁的唐兴旺，原本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正是处于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再加上家里的土地大部分被征用之后，虽然身份还是农民，但基本上已经没农活可干。唐兴旺决定选择离家不远的省城昆明作为打工地方，可来到昆明之后，由于年龄太大，又没有一技之长，唐兴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已孕被当不孕治：板子应该打在谁身上？

只是想要一个孩子，没料到5天当中被骗掉3．7万元钱，欠下一身巨债…… 好不容易盼来孩子，却又面临“要”还是“不要”的痛苦选择，想不通是“天灾”还是“人祸”…… 一切，都因为轻信了电视上播放的广告。“罪魁祸首”到底是医院，还是电视台，抑或是有关监管部门？ 尽管这件事情被曝光了，尽管卫生部门的官员明确表态了，尽管蒙人的医生被“辞退”、医院的个别领导被“免职”了，但是受害的两个农民依然受害了!不仅仅他们，人们为什么这样轻信“广告医院”并且这样容易上当呢？类似的事件从前就有过，难道不足以警惕，不足以为戒吗？ 回顾意味着牢记。我们应该怎样记住叶浩魁和叶雨林夫妇的教训呢？     

农民上访怎成了“敲诈政府”？

过去两年，多起农民被指“敲诈”政府案，在某地不断上演。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被指敲诈之前，这些涉案人都因个体遭遇的事情，到各部门投诉。他们的家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相关政府部门称，     

勤俭建设新农村：两个“抠门”村官的故事

过日子总得花钱，但是不能瞎花。哪些地方该花，哪些地方不该花，要算笔细账。 于是，他就有了一个外号：“陈老细”，远近闻名。 他实际上叫陈文丰，是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大川头镇头道沟村村委会主任，管着11个村民小组、367户、1512口人的“大日子”。不可思议的是，他从1980年开始当村长，居然一直当到现在，整整27年，在历次换届选举中都没有被“造掉”。什么原因？ 不光他，还有支书任国库，当了32年村干部，“官龄”更长。同样，乡亲们自始至终都选他。为什么？ 原因在于：他们两个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真心实意维护村民利益的人，从来不乱花集体一分钱。为此，大伙信任他们。 利用好国家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带领大家增收节支，勤俭建设新农村。有了这样的当家人，头道沟村民的日子能不红火吗？     

农民工：怀抱希望走近春天

从农村，到城市；由农民，到农民工——他们背井离乡，在中国大地上奔走、徘徊，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原本应该是农民工的时代——谁也不能忽视这个群体。但是，作为强大群体的一员，农民工却总是被社会边缘化，打入“弱势”。     

“知心书记”苗桂民：当官要想老百姓

安徽蒙城。 苗桂民的办公室在乡政府三楼。以前，这间屋子不光他来，农民也来。农民来干吗？找他反映问题，上访，因为他是乡领导。 后来，庄周乡改为办事处。还是这间屋子，相比从前却显得冷清多了，不光农民来得少了，作为党委书记的苗桂民也来得少了。有一天，县委书记胡朝荣奇怪地问他：“你庄周的人怎么没有到县里上访的了？”他笑了，回答说：“问题都在地边解决了!” 曾想用一句话概括苗桂民的特征。他皮肤黝黑，晒的，想称他“黑脸书记”，又感觉不妥。可在老百姓眼里，这个书记成天风里来、雨里去地跟他们在一起，说的话，拿的主意，都特别对心思。这样的书记，皮肤怎么会白昵？最后，用了一个农民的叫法——“知心书记”。     

不能在关心农民工问题上留下“空白”——天津港第三港埠公司做好农民劳务工工作纪实

地处海河下游的第三港埠公司是天津港最小的港埠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港口企业,却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上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全新之路,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把农民工团结在工会周围”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进门就是一家人”按照三公司过去立下的规矩,进了公司大门都是“劳务工”。他们认为,要解决农民劳务工融入企业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正式工有的,劳务工也应该有,正式工没有的,农民劳务工也不应该有,于是,他们首先拿掉了农民劳务工头上“农民”的帽子。现任三公司天乐劳务公司副经理的杨德年是最早一拨儿的农民劳务工,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团支部…     

女大学生改写在校大学生不具备劳动者资格的历史

大学生打工，其身份是在校学生还是劳动者？他们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究竟是否合法有效？当工资被拖欠或者遭遇“工伤”，他们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实践中，大学生意打工一般不认定其身份为劳动者，自然地，便谈不上劳动权益的保障。     

城镇化: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

正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农民脱离农业,离开农村,进入工厂,来到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时至今日,虽然在统计数据上他们大部分已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但身份问题没有解决,家属没有进城,未能享受城市居民平等的待遇。农民工的基本情况目前,中国农民工已进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处在第一代农民工向第二代农民工转换的后期。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父兄最大的不     

“治安中心户长”的期望

2005年4月，河南省正阳县寒冻镇张黑拉推行“治安中心户长制”，由农民自己选举出中心户长，替代村组组长，由他们组织农民搞好治安防范及民调工作。转眼问8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儿的百姓过上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日子。可是，28岁的治安中心户长吕大辉却陷入了“困惑”。     

尴尬的“光荣”：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和一场官司

领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却没享受任何法定优惠政策。怎么办？一对农民夫妇把乡政府告上法庭，讨要计划生育奖励金。一审法院判给他们60元。他们不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辛苦只换来60元，和维权成本相比，得不偿失。他们感觉很冤，但是，怨谁呢？这对农民夫妇该不该讨要计划生育奖励金？法院是如何审理和判决的？通过这场官司，人们要吸取什么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