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转化型抢劫罪之比较

所谓转化型抢劫罪,是指在某些犯罪的进行过程或者非法状态延续过程中由于出现法律规定的情节,使整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构成特征都趋于抢劫罪,刑法规定按照抢劫罪处刑。这一概念是由我国大陆刑法学者最先提出用以概括1979年刑法典第153条所规定的犯罪形态——     

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既遂与未遂探究

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即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在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对这一转化为抢劫罪中有否既遂与未遂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影响此条款的正确适用。     

此"罪"非罪--论我国刑法中关于准抢劫罪之修订

依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准抢劫罪的构成以行为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前提,此"罪"无论是从经司法程序裁判之罪还是实体刑法规定之罪,以及此"罪"与抢劫罪主体条件上看都不构成犯罪.准抢劫罪的前提应仅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形,这是修订该条文或作出新的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     

盗窃转化犯问题研析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条规定是对准抢劫犯、或称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由盗窍转化为抢劫进而以抢劫罪论处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争议,因而有必要在此详加探讨。尤其是对准抢劫罪的     

关于刑法第267条第二款的适用理解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规定定罪处罚。”这是对修订前刑法规定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扩大补充。由于行为人仅仅是携带凶器，实施抢夺中既不直接使用，亦不出示，加上“凶器”概念难以界定，极难分辩此情形下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易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适用困难。本文试图从辨析其成立条件着手，作简要析解。     

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的认定

本文通过对一案例的分析,阐明了抢夺罪、抢劫罪在犯罪手段,客体方面的区别。同时对《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规定进行了立法原意解释,进一步指出了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的条件。     

论抢劫罪死刑适用及死刑配置的立法完善

抢劫罪的死刑适用基本上贯彻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该罪的死刑配置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刑法第263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情形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对八种情形设置相同的法定刑,不利于实现一般预防,也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逐步缩小抢劫罪适用死刑的情形,建议将该罪死刑适用限定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和"抢劫数额特别巨大的"两种情形。     

浅析"携带凶器抢夺"

刑法第267条规定,持凶器抢夺的,按抢劫罪定罪处罚.此条规定属于法律拟制,即只要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的,就以抢劫罪论处,而不要求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这一规定扩大了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范围,体现了立法者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宗旨,更有利于打击犯罪.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关于"凶器"、"携带"的理解以及携带凶器抢夺与持凶器抢劫的区别都有待进一步澄清.另外,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应以年满16周岁为宜;而且携带凶器抢夺的,所夺取的数额不必达到较大,即可定为抢劫罪.     

论准抢劫罪的未遂——基于刑法第269条的分析

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罪名界定为准抢劫罪而非转化型抢劫罪是基于学术严谨性的需要;从行为犯理论、法律拟制、罪行相适应原则以及准抢劫罪独有的犯罪构成等角度多方面考量,肯定准抢劫罪存在未遂形态有强大的理论根基;在实行行为与着手分离的理论基础上探寻准抢劫罪未遂的认定标准才是相对合理的做法。     

“入户抢劫“之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263条规定了抢劫罪的八种适用重刑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对其中的"入户抢劫"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了量刑的不适当.只有严格区分"户"与"室"的不同,正确理解"入户抢劫"的含义,才能做到量刑适当,避免罚不当罪.     

法治视野下死刑执行方式的抉择

死刑是一种处罚犯罪人的最高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式执行。”这样,在我国就出现了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并存的局面。然而,这与刑罚的目的、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押精神是相背离的,从死刑执行方式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不符合其规律的。因此,将死刑的执行方式统一于注射成为今后我国执行死刑的必然趋势。     

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制与完善——兼论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协调

商业贿赂是指在经济、金融或者商业活动中,经营者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经济利益或者交易机会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贿赂犯罪包括第163条、184条第1款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005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现行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与之尚存在一定差异。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应重新解释第163、164条的罪名;增加单位刑事责任;扩大贿赂的范围;修改既遂的标准;完善关于间接受贿、间接行贿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数额较大"等构成要件。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重构

虽然《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作了新的调整,但是现行的刑法规制不尽如人意。如《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一百四十四条和第一百四十条之间区分标准不统一,容易造成法条的误读,与前置法也不能有效衔接。如果对相关法条进行重构,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能明确食品安全犯罪的阶梯关系,与国际通行立法例相一致。     

管制刑司法适用的几个问题

管制刑适用比例低的原因除了主观因素外,还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管制刑不是随意适用的,只有在符合管制刑的条件下才能加以适用。完全否认刑法第39条对管制刑犯的限制性作用是不可取的,并非是刑法第39条规定不具有限制性,而是由于执行不力使刑法第39条规定的限制性作用得不到执行。“社区服务令”是某些国家规定的一种刑罚方式,但在我国刑法中却缺少法律依据,因而管制刑不能由“社区刑罚”取代。     

论教唆犯未遂的范围——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检讨与完善

教唆犯的未遂涉及到教唆犯和未遂犯两个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犯罪形态,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而对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则存有争议。本文拟就教唆犯未遂的范围略陈管见,探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含义,指出刑法第29条第2款所存在的缺陷并对该款提出完善建议。     

防卫过当概念探微

刑法学界对防卫过当的定义有失科学 ,这源于学者对我国刑法第 2 0条第二款规定的错误解读 ,该规定不是对防卫过当的定义 ,只是对其中构成犯罪的情形做了规定 ;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是“不得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而不是“不得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防卫过当既可以构成犯罪 ,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 ,还可以成立意外事件 ,其主观上可以欠缺过错 ;防卫过当可以存在假想防卫中 ,成立假想防卫过当     

关于《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的另类解读——小议“偷税”改“逃税”的刑法法理依据

《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对刑法第201条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这一改动背后所体现出的刑法法理依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过往的研究仍然侧重于条文的技术理性,忽视其价值理性,因此,对该条文的解释结论也千差万别。注重探寻条文背后的刑法法理依据可能是达成共识的基础,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这也是注释刑法学所面临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重新界定我国强奸罪中“性交”之内涵——以“戴套不算强奸”案为视角

传统的强奸罪只将犯罪对象限定为女性,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在强奸犯罪的领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新情况,而我国强奸罪的现行立法面对这些新情况则没有回应。应该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扩大强奸罪中＂性交＂的内涵以满足打击此类犯罪的需要。     

以"国家公职人员"取代"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立法解释辨析

我国现行的对"工作人员"的立法解释犯了逻辑和语义上的错误.现行刑法第93条应该用"国家公职人员"取代"国家工作人员".     

合法刑事拘留是否赔偿——浅析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

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已经出台,此次修法力度较大,其中新法第17条关于刑事拘留赔偿的问题引起极大关注。与旧法相关规定相比,新法第17条有进步之处,但也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