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台采访的寻常事与非常心

从2002年我开始从事台湾报道、驻台采访至今,转眼快8年了。8年时间,从陌生到熟悉,台湾对我意味着什么——某天,我随口和儿子开玩笑：＂你肚子胖得像阿扁了。＂他立刻反驳：＂可是我没有弹痕啊。＂我愣了半晌,问＂3·19＂枪击案发生当时仅5岁的儿子：＂你怎么知道阿扁肚子上有弹痕？＂他笑道：＂我就是知道。     

《伤逝》主题再探讨——兼与王永兵先生商榷

王永兵先生认为《伤逝》是一部自我质询的小说,在＂我是谁＂的反复疑问中,小说经历了＂我是我自己的＂到＂我不是我自己的＂自我否定。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涓生与子君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铸就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首先是当时的社会没有实现＂我是我自己的＂的条件,其次是他们的性格中的怯懦、自私等弱点。《伤逝》尽管有反封建思想的意义,但它着重表现的是鲁迅先生对知识分子＂个性解放＂思想的深刻思考。     

等爱。等我们相爱

除夕前夜,参加老同学聚会,主题是回忆＂那时＂爱情。不过,那些发生在青春路上的故事在惹人开怀大笑过后,很快被＂我家小闹＂、＂我家小美人儿＂所取代。而我作为在座唯一的＂老男孩儿＂,终究不光彩地＂逆袭＂可爱的宝宝,成为同学妈妈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你究竟还想＂墨迹＂到啥时候？我仓皇中逃回家,一推门,发现老爸边照镜子边跟我妈说：＂儿子再不快点结婚,我的头发可就掉没了。     

文化生活

这两年＂文化生活＂上稿率很低。 去年开始我接手＂文化生活＂版块。我很是窃喜了一阵儿,因为我喜欢看文学类的稿件,也喜欢散乱的稿子在我的手底下呈现出某种有条理的状态,我曾经为每一期的＂文苑＂定了一个主题,在浩如烟海的稿件中,     

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自我观念变迁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自然土地、村落社区、熟人圈子是农民自我认同得以塑造的自然、社会与心理边界,农民的＂我＂镶嵌在社区之中。集体化时期,农民的＂我＂是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集体化的＂我＂,以及户籍制度下作为城市＂他者＂的＂我＂。改革以来,农民工＂我＂的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城市话语的支配,是为自我观念的＂单向他化＂,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于国家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并减少对其的制度与身份歧视。     

幸福的傻瓜

刚结婚那会儿,妻经常问一些怪问题。有一次她拿那个老掉牙的题目考我,＂假如我和你妈一同掉进河里,你先救谁？＂看到妻渴望的、茫然的眼神,我说：＂我先救我的妈妈,然后跳下河和你共赴黄泉!＂妻说：＂我很感动,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二○○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我发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两会。我想按新闻专题的方式做,可两会不是＂新闻调查＂,没条件做深度专题。     

常提批评性建议而被看成“另类”代表,怎么办

《人民政坛》编辑部： 履职多年来,我提了不少批评性建议,在一些公开的会议场合,我也常常针对具体问题对政府有关单位提出尖锐批评.久而久之,在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甚至一些人大代表看来,我是一名＂点火放炮＂的代表,是一名有点个性的＂另类＂代表.我只是履行了人大代表的职责,却被看成＂另类＂代表.对此,我应该怎么办？     

和母亲的约会

结婚21年后,我才懂得爱的真谛。那是在我与妻子之外的一位女人约会,而且约会是妻子的主意。＂我知道你爱她。＂有一天妻子这样对我说,我吃了一惊。＂我爱的是你!＂我反驳道。     

改革胶着期的转型共识

我们有一个调研,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参与过集体行动,会不会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权利等？有意思的是,答案往往不是＂有＂或＂没有＂,而是对方会很警惕地说,我怎么会干那些事情,我可是良民,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人们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在中国曾被视为＂刁民＂。从＂刁民＂到＂公民参与＂,是理念的转换。     

我的社区 我的家

我叫成铁,42岁,是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殷都分局焦邵村社区民警,同事们和乡亲们都习惯叫我＂铁疙瘩＂,他们说我不仅身体长得结实,干工作、办事情总是风风火火的,活像一个铁疙瘩。你别说,我对＂铁疙瘩＂这个称谓还是蛮喜欢的,我知道这是公安机关多年来培养的结果。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可是办了件糗事,差点把我＂铁疙瘩＂办事干脆利落的光辉形象给砸了,多亏当时没有其他人在现场。     

在台北图书馆“温故”

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我除了上课、做实验之外,养成了＂泡＂图书馆的习惯。在美国,我＂泡＂在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查阅、抄录保存在那里的蒋介石日记。来到台北,我仍然喜欢＂泡＂图书馆。台北最大的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就在中正纪念堂对面。已经是第七次去台湾的我,对台北熟门熟路,乘坐捷运到中正纪念堂站下车,很方便就可到达。     

记忆里我所熟知的人大代表们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人大＂和＂人大代表＂曾经是一个陌生而又遥远模糊的词组,是后来的工作中让我看到了＂人大＂的影响力和＂人大代表＂的社会责任感。吴国祥,我工作中认识的第一位人大代表。那时,我在郑州市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刚刚担任人大联络员工作,吴国祥是郑州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他利用自身优势,在社区创办了郑州市首家社区老人学校——富田社区老年大学。     

台湾：期盼司法可以对政治说“不”

在我进入台湾司法界之前,朋友曾劝告我：＂不要考司法官,司法界很黑暗,很难说真话。＂但我坚定地说：＂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就是一个好的司法人应当依据法律和良心独立审判。我不能决定别人应当怎么做，但可以决定自己要依照良心独立审判。＂     

开心一刻

举报 有个广告微博发这样的垃圾信息给我：＂亲,新浪用户提醒您,您有一条私信来自微博活动,提示您本人获得二等奖!请登录……＂ 我立刻举报了它,举报理由我填写的是：＂连行骗广告都不给我一等奖,我很受伤!＂     

一个“闯二代”的海南记忆

作为一名＂85后＂生于北国的我,却很早就对海南有了记忆：1989年底就来海南打拼的父亲是一名第一代＂闯海人＂,典型的＂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也因为此,我与母亲早早就跟父亲天南海北的＂两地分居＂。每年春节时,父亲带回的照片中那椰树、沙滩以及明媚的阳光也成了我对海南的最初印象。这些模糊的印象在我来到海南、定居海南后随着时光的推移变得愈加完整,就如同那叠越来越厚的照片一般,将我这个＂闯二代＂与海南的前世今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去年光荣当选十一届省政协委员后,我深感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本着＂为民＂、＂亲民＂、＂爱民＂,永远做＂群众的贴心人＂的履职理念,一年来,我加强调研、积极撰写提案和上报社情民意,共提交了二十多件提案和信息,     

重要的是国民选择权利的崛起

【自由之邦：圣马力诺的小国威仪】 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奇遇。当我随团不经意间抵达欧洲南部的小国圣马力诺时,在下榻的旅馆里,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圣马力诺总统G·F·Terenzi。     

摄影记事

7年前我来到中国残疾人杂志社工作,从实习生做起,忙忙碌碌,碌碌忙忙,拍摄照片也是我的工作职责。从最初拿着相机的欣喜到无法掌握相机的困扰,一时间,＂废片＂与＂挨批＂齐飞,＂汗水＂共＂泪水＂一色,     

失控的双手

我已经是看守所的＂常客＂了。在同监探究的眼光中,我看着自己那双与常人无异的手,扪心自问,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就管不住这双手,难道我正如人们说的这是＂病＂了？2010年11月至2011年3、4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