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集体维权行动的刑法规制研究——以“东航集体返航事件”为例的思考

东航集体返航事件直接“拷问”着我国刑法的结构性缺陷，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刑法对此已经失去其应有的评价功能。西方不少国家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对劳动者实施的集体维权行动规定了刑事免责原则，并对之加以正当限制，从而使刑法在劳动法益的保护上发挥了“王牌法”的功能。关照这一事件，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倾斜保护”为基本立场，对劳动者的集体维权行动有所规制，以合理组织对劳动者集体维权行动的反应。     

劳动刑法:西方经验与中国建构

把劳动刑法作为刑法学分支学科进行研究,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西方国家的劳动刑法之成长模式体现出附属刑法优先、倾斜保护劳动者,以及其建构过程中体现出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话共进的特性.中国劳动刑法的建构应从中吸取有益经验,有必要突出以下三点:确立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刑法立场;以相对强制性规范引领刑法进步,确立新型的罪刑结构;把劳动刑法从刑法大一统模式中分离出来,采用以附属刑法为主的立法模式.     

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现代刑法的发展使得法益概念既包括了个人法益,也包括了集体法益.随着社会价值的变化,集体法益获得了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二者之间不再仅仅是量的区别.理论上应继续维持统一的法益概念,重新梳理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关系.在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个人法益必须处于优先的保护地位.集体法益的重要性、集体法益的独特性和提前保护的有效性,决定了刑法对集体法益予以单独保护具有必要性.刑法必须对集体法益的保护范围设定限制性门槛,防止将不重大的、不真正的、不明确的、不符合比例原则的集体利益上升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刑法采用何种犯罪构成来保护集体法益,关系到刑法的手段是否具有有效性和正当性.在保护集体法益的刑事处罚前置化的犯罪构成中,抽象危险犯是首选的犯罪类型.抽象危险犯的保护法益具有抽象性,但其法益侵害性是实际的、能够被证明的,可以通过被危险行为所影响或者改变的对象呈现出来或者被具体化；此外,通过法益概念的具体化和实质责任原则,也可以合理地解决保护法益的抽象化问题.     

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

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应由刑法目的与任务决定,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应由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刑法>第3条"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使刑法目的、任务与罪刑法定原则各自应承栽的刑法机能被混同和单一化为社会保护,并由此注定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先天缺失.针对体现入罪机能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要通过犯罪论的实质化对刑罚规范和构成要件从实质上进行解释,将刑法虽有明文规定但尚未达到可罚程度的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以建立"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机制,从而实现经典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并区分刑法目的、任务与原则各自不同的机能使命.     

集体劳资争议中警察权介入的刑法问题

立足于法秩序的一致性,法律如何介入集体劳资争议,乃需要结合宪法、行政法与刑法予以整体考量。法治国家、比例原则与国家中立要求警察权只有在劳动者实施不正当的集体劳资争议时才能介入其中,以免带来更为严重的暴力冲突乃至社会动荡,由此也引出了妨害公务罪在集体劳资争议适用中的基本依据:如果因警察权非法介入而引发暴力冲突的,则应该排除适用妨害公务罪。同时也应对警察权介入集体劳资争议的依据、标准等作一种限制性解释。     

比较法视野下的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之法律规制

利益调整所引发的集体争议行动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劳资争议的重要型态。基于劳资自治的保障需求,大多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对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这种侵权行为予以有限制的法律保护。我国因加薪所引发的集体停工频发,凸显了法律对集体争议行动失范及其法律秩序重构的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例,结合国情,我国宜采取消极立法模式,通过特殊的法律责任豁免制度和特殊的劳资利益争议处理程序,以规范劳动者集体争议行动。     

论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外出打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劳动争议事件逐年上升,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显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各国为解决此类事件不断更新法律机制,然而现实中仍显不足。目前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呈现个体化、集体争议分散化、自发化的特点。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也存在很多问题,完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以达到有效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被提上日程。     

日本法上的劳动者人格保护—以劳动者健康隐私为中心

劳动者人格保护是现代劳动法上的重要内容。从以恢复劳动者之对等人格的集体劳动法律发展伊始,劳动者如何获得法律上"人"之对待,是促使劳动法发展演进的动力来源之一。我国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人格研究甚少,基本停滞于"劳动者尊严"的保护原则宣誓上,其中,劳动者的健康隐私,在近年社会运动过程中获得了反歧视法上的保护。然而,无论是何种劳动者隐私,均属于劳动者人格权的范围,应当从劳动者人格权保护上予以正视。以日本劳动者人格保护中的健康隐私保护为例,其在实体法和判例法上的经验,可为我国劳动者人格保护问题的研究深入提供借鉴。     

集体、个体经济中人身伤害赔偿探讨

一、城乡集体、个体经济中发生的人身伤害赔偿的必要性城乡集体、个体经济组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赔偿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城乡集体、个体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形式,把它们中发生的人身伤害赔偿问题放在一起探讨,是因为我国的劳动立法,除了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加以保护外,对如何加强集体、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问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价值、基本原则及立法路径

由于传统隐私权制度的局限性,我国应建立职场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权利.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除了具有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价值外,还有助于实现劳动者或求职者的平等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工作中的权利等.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除了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原则,诸如合法、公正、必要和透明等原则外,应将比例原则确立为核心原则,在信息处理中平衡雇主合法利益和雇员隐私权利.由于劳动关系的性质以及雇主和雇员地位和实力的不平衡,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应严格限制,原则上,雇员同意不能单独作为雇主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借鉴国外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应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条款,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定具体规则.同时,行政机关、工会或企业组织可发布职场个人信息处理的行为指引,企业和工会也可通过集体协议或规章制度约定或规定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