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恢复性刑事司法的构建

作为一种和谐取向的刑事政策理念,恢复性刑事司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这一理念具有更积极的适应性和更广泛的适用性。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对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恢复性司法：一个概念性框架

恢复性司法是近一段时间来刑事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不成熟的话题。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需要界定恢复性司法的概念、目标,进而研究恢复性司法在西方国家运行的理论与社会背景,及其与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之间的关系。     

社区调解、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法律制度的重构

作者通过对社区调解以及其他恢复性司法程序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认为应将恢复性司法从刑事司法制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制度,并最大限度地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冲突;恢复性司法应使用当事双方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程序模式;当恢复性司法未能解决冲突时,应使用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作为后盾进而解决冲突。     

也论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从恢复性司法的利弊谈起

基于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利益并积极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理想追求,恢复性司法风靡于西方国家,成为影响传统刑事法的重要司法范式,现成为我国学界、司法界关注的热点.然而,在法律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单一的理论与实践不足以担当起时代的司法重任.如果就保护刑事被害人利益又均衡多重刑事司法正义而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减缓恢复性司法可能导致的办案人员在惩罚犯罪上的顾虑,弥补恢复性司法在犯罪预防方面的不足;可以彰显司法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和谐.     

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支撑

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改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构建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更有利于契合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初衷。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妥协精神、效率价值、对权利的平等保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几个方面。恢复性司法对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不无借鉴意义。     

论多元选择困境下的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及其解决——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为基点

与传统报应或预防性刑事司法的单一目标不同,恢复性刑事司法以广泛的社会修复为目标,因此在其实践中必将面对各方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所引发的冲突,从而陷入多元价值的选择困境。传统的刑罚目的观念无法解决恢复性刑事司法的价值选择,只有新报应主义刑罚目的刑罚纯粹化的观念,能够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去刑罚化的内涵相互印证,相互衔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通过其内含的"具体正义"、"均衡"要素,完成了对传统报应性刑罚观的修正,并使恢复性刑事司法制度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最终达成社会修复的目标。     

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与实践

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行为是对人们以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侵犯;认为为了和解与恢复的协商和赔偿最能恢复已被破坏的社区关系和预防再犯。恢复性司法赋予被害人的主体性地位,推行市民社会的刑事自治。基于犯罪成立标准、文化基础和民众情感、制度设计和社区建设的三个层面的中西差异,我国尚不具备全面推行恢复性司法的环境;但应借鉴和汲取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刑事和解的适度推行、被害人保护的加强、行刑社会化的展开三个方面加以适用。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刑事司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是各国司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恢复性司法运动,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刑事司法的走向和预防犯罪的模式。可从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观念和实践出发,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民情和社情,进一步完善恢复性司法制度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的三点质疑与答辩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然而,恢复性司法自从其产生之日起一直都受到非常多的批评。本文拟就"害人强烈的报复性情感会背离恢复性司法制度的立法初衷?"、"恢复性司法使被害人易受伤害?"、"被害人参与恢复性司法是对程序正义的违背?"三个问题进行回应,以期对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司法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司法的核心价值。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恢复性司法在保护受害人权益、预防犯罪、满足公众参与、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应理性引进恢复性司法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恢复性司法体系。     

论中国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事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不同的语境会得出不同的犯罪概念,而不同的犯罪定义则反映了不同的犯罪观念。贯穿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思想主线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融合、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统一,因此,刑法现代化视野下的犯罪概念也应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定义在总体上契合刑法现代化的要求,但在具体说法上应修改为：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害法益且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     

国际刑事诉讼法概念评析

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法律概念的创设则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百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和国际刑事诉讼规约。实践经验的总结与规范制度的概括表明,国际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及特有的价值模式。因此,国际刑事诉讼法概念的析明将展现出一门新的法律,认识并发展国际刑事诉讼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共犯与身份问题探析

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刑法典对共犯和身份进行了规定 ,但中国刑法总则只对共犯进行了界定 ,而没有对共犯与身份进行界定 ,只在刑法的分则和司法解释中涉及到了身份问题 ,就国内著作或理论中 ,就共犯和身份问题的探讨较对其他刑法问题的探讨也较少 ,本文作者从身份 ,真正的身份犯与共犯 ,不纯正的身份犯 ,共犯与消极身份犯进行了探析。     

《大清新刑律》中共同犯罪人分类之研究

《大清新刑律》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中国刑法史上开天辟地的选择。其对传统分类的摒弃,对最先进的西方(尤其是德国)刑法理论的借鉴,充分体现了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路径之一———法律移植。通过对这种移植的优劣得失进行评价,便于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进行反思。     

对现行《刑法》“犯罪”条款的逻辑审视

我国现行《刑法》表述的犯罪概念内涵偏多、外延偏小 ,并没有很好揭示犯罪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 ,甚至出现了“不认为犯罪是犯罪”的悖论。     

共犯与身份问题初探——兼与日本刑法之比较

日本刑法65条对共犯与身份作了规定,我国刑法总则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日本刑法65条同时体现了"身份的连带作用"和"身份的个别作用"这一对看似矛盾的概念,而从共同犯罪的本质出发,也没有办法解决。只能从违法身份的连带作用和责任身份的个别作用这个角度,来消除这个矛盾。     

“防患于未然”的警醒与探讨——兼论我国刑法第306条的存与废

我国刑法自1997年修改之后,刑法第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就备受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的关注,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屡次被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人认为刑法第306条属于职业歧视,导致职业报复现象的发生和法律的重置,使律师不愿代理刑事案件,造成司法人员和律师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影响律师权益的保障。笔者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提出如何正确对待和完善该条法律规定的建议。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刑法之挑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情况下 ,我国刑法面临着诸多挑战。本文从刑法基本原则、刑罚及经济犯罪三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论述。认为人权原则应被纳入刑法基本原则中 ;刑罚中的死刑及罚金刑问题突出 ;经济犯罪亟需完善。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的再思考——以“价值分析”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即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刑事诉讼法除了作为实现刑法目的的工具以外具有独立的价值,但在司法实务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刑事诉讼法对于刑法的独立价值的揭示和澄清,有助于我们在观念上重视程序,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实现

随着依法治国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不断深入,根据客观形势要求,刑事诉讼法应当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和公正地确保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已是世界性潮流,保障被追诉者的诉讼权利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是否应当确立沉默权的问题已引起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就沉默权的概念、起源、发展、理论基础以及我国确立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作了阐述,提出了设立沉默权原则的立法模式以及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