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腐”视域下新型腐败的表现形态、产生根源及治理机制

新型腐败是相较于传统腐败而言的一种新的贪腐方式,与传统腐败和隐性腐败在呈现方式上有着内在关联性。从形态化表现看,传统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主要显现在腐败主体、腐败方式、腐败手段、腐败收益、腐败心理、腐败类型和腐败影响方面的过程变化。深层次剖析新型腐败的产生根源,需要从公权力的主体维度、行贿者的客体维度、反腐败法规的制度维度、腐败亚文化的文化维度和新媒介工具的载体维度展开分析,深入挖掘新型腐败滋生的“污染源”。新时代探索依靠自我革命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机制,需要将“三不腐”嵌入惩治新型腐败的全过程,发挥“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和“不想腐”的感召力,实现严惩腐败、监督约束和文化引领协同发力,推进廉洁型政党建设。     

警察腐败的心理分析

警察腐败的实质是警察权力的腐败,其包含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滥用职权;二是谋取私利。警察的权力基础是警察腐败的前提条件,谋取私利是警察腐败的直接目的。研究警察腐败行为有必要考虑警察腐败的心理形成与发展的外部环境,警察腐败的心理演进过程:警察腐败的初期心理,中期心理,末期心理。     

基于免疫系统理论的国家审计治理腐败路径研究

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监督力量,具备治理腐败的法制基础。依据免疫系统理论,从预防腐败、揭示腐败和抵御腐败层面,探究国家审计治理腐败机理。国家审计治理腐败尚存在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查处腐败难度加大等趋势,应当强化预防功能的体制机制建设、深化揭露腐败功能的组织建设、提升抵御腐败功能的协同配合建设,以提升国家审计治理腐败效用。     

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的对策

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收益与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之间的博弈: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如果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则他们会采取腐败的行为,否则,则相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取决于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如果反腐败收益大于反腐败成本,则政府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反腐败。     

家族式腐败的升级换代线路及原因分析——以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内幕交易案为例

由于近年来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腐败的风险越来越高,腐败分子的警惕性和防范意识也越来越强,腐败手段也日趋＂升级换代＂。与早期一手办事一手交钱的贿赂方式相比,手段越来越隐蔽。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升级换代的主要形式,比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黑金操作的腐败＂等等。原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家族式腐败一案,显露出家族式腐败的升级换代线路图,从中可以看到权力如何与资本合谋,家族如何非法攫取巨额社会财富,由此说明对家庭家族式腐败升级换代版的打击与治理亟待加强。     

新时代背景下村干部腐败的生成及治理

文章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村干部腐败状况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当下村官腐败情况,将村干部腐败类型分为经济类腐败、政治类腐败和道德类腐败,进一步指出腐败的生成机制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人身依附关系破坏了乡村政治生态、家族意识主导下的乡村治理为腐败埋下隐患、利己主义至上成为村干部腐败诱因、监督体系不健全为腐败滋生提供沃土。通过对村干部腐败类型和生成机制的探究,指出依托“互联网+”加强村干部监督、推行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共同治村、地方政府为村干部设置专门公职岗位是当下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有效路径。     

对提高腐败成本的几点认识

分析腐败成本的目的在于要使腐败真正成为一种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甚至是无收益的行为,从而有效遏制腐败的蔓延。遏制与惩办腐改,要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增加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彻底清缴非法所得,不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强化监督制约,使腐败行为难以得逞;健全法制,完善规章,使腐败行为无隙可乘;引入利益机制,减少腐败诱发因素;加强廉政教育,构筑源头反腐防线。     

权力腐败的惩治与防范

腐败的根源是权力的腐败。惩治和防范权力腐败,是一个当前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本人认为:1.建立“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2.创造“不能腐败”的法律环境。就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腐败的产生。     

整治腐败 重在以法治权

腐败难治 ,根本在于腐败与权力紧密相联。权力腐败是腐败的核心问题。以法治权是遏制腐败最有力的手段。它包括完善反腐败的立法 ,严厉惩处腐败行为的司法 ,以及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同时 ,提高干部懂法、用法的能力 ,保证司法清廉是以法治权的基础条件。     

公务员腐败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腐败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得出腐败行为的根本动机在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并对公务员廉洁与腐败微观机制进行阐述,认为制度的缺陷为腐败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通过对腐败机理的认识,得出遏制国家公务员腐败的根本措施主要在于制度创新。     

当前腐败文化蔓延现象的社会学解析

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腐败文化蔓延现象同腐败问题一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腐败文化的形成与蔓延,有其自身作为文化所具有的规律性。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腐败文化的类型、形成、传播与功能,有助于更好地帮助我们应对腐败文化蔓延现象。具体来说,就是要切断腐败文化的传播链条,充分展现腐败文化的负功能,构建遏制腐败文化的制度机制。     

腐败的预防制度

我国现阶段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腐败的滋生蔓延既与诱因、机会和成本等密切相关,根本上还在于制度上的缺陷。加强预防制度的建设,是防腐于未然的根本途径。要通过着力构建抑制腐败诱因、减少腐败机会、增大腐败成本的相关制度,堵塞腐败发生的制度漏洞,切实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     

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之思考

腐败犯罪推定规则设置的初衷和价值追求,是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我国关于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极度缺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从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以适应对腐败犯罪追诉的基本要求。     

预防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者在腐败行为发生前都会对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权衡，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腐败者心中的腐败动机才会产生，进而演变为腐败行为。因此，怎样去预防腐败就要从对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开始。预防腐败要有一个先进的理念指导一增加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进而设计出各种制度，构建一个良好的奖惩机制，并将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会在预防腐败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罪犯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一系列相关对策。     

体制化的腐败与反腐败

腐败的体制化意味着腐败已具有了系统性的特征.因此,借助于系统理论,可将目前的体制化腐败分为群体性腐败、自生性腐败和蔓延性腐败.各种腐败再分别进行环境改造、功能恢复、角色区分的不同治理措施.但腐败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困难还是来自于社会,如国家的控制力量、社会分层现象、官民关系等.     

集体腐败及其产生的原因

腐败现象本质上是权力的蜕变,是权力在行使职能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常行为。当前腐败现象的新特征是集体腐败。集体腐败既是腐败的一种重要类型,又是腐败的一个总体特点。由于集体腐败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因此,它的危害性更强,治理难度更大。分析集体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将使治理集体腐败的措施更具针对性,从而达到彻底治理集体腐败的目的。     

我国反海外腐败犯罪立法的规制转向

随着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规制重心从国内企业转向其他国家的企业,我国商事主体在海外所面临的腐败规制风险显著增加。当前,我国单一罪名模式的反海外腐败立法在规范要素和域外管辖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国反海外腐败立法应该向实用型立法转变,坚持对国内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和外国商事主体海外腐败犯罪双向规制的路径,通过进一步完善反海外腐败法律规范,提高我国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科学性,通过健全会计、金融、技术等配套制度增强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的实效。     

腐败与青少年犯罪研究北大核心

腐败和青少年犯罪皆是舆论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却很少有人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影响了对腐败和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腐败也是一种犯罪,腐败和青少年犯罪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腐败是青少年犯罪的酵母和催化剂,青少年犯罪也会助推腐败的蔓延。充分认识并发挥反腐倡廉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强化对青少年的反腐教育,对于遏制腐败和治理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利益相关、反腐效果与腐败容忍度: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腐败零容忍的社会环境是实现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但反腐败效果是否会降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则有待经验研究验证。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受访者对腐败的容忍度,尤其是黑色腐败的容忍度普遍较低;利益相关度和黑色、灰色和白色三种腐败现象的容忍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腐效果显著影响公职人员对黑色腐败的容忍度,但对非公职人员不显著;反腐非预期后果显著正向影响黑色和灰色腐败容忍度,对非公职人员的影响更显著。另外,地方经济发展和个人经济状况与灰色腐败容忍度负相关,但与白色和黑色腐败容忍度关系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普遍偏低,但短期内反腐效果越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反而会更高。只有持之以恒的严厉反腐才能缓慢改变腐败风气,形成零容忍的政治生态。发展经济和打击影响公众利益的腐败,在反腐败的同时改善政府回应性和治理为官不为现象,也能有效降低社会的腐败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