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动力和资源

政党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只有从民主政治中才能获得。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作为价值理念的民主能够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意识形态基础；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能够为党的合法性提供制度基础；作为社会行动的民主能够为党的合法性提供有效性基础；作为社会治理机制的民主能够为党的合法性提供社会基础。民主是党的合法性的动力和资源。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以推进民主发展为己任。     

加强人民政协工作 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资源，它为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巩固党执政基础提供了重要保证，为充善党执政体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为党改进执政方式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盯领导；进一步健全政治协商制度，不断促进决策程序的规范化；不断探索民主监督的实现形式，增强民主监督的实效性；发挥政协的主体作用，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浅析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内民主建设的创新

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主要有：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在党内民主建设中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等。     

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双轨制模式及其完善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坚持立法和决策的正当合法性来源于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讨论、协商和审议，这也是实现真实民主和公民自治的基本途径。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核心目标是为运转良好的民主秩序创造前提，给社会的协商群体提供广泛参与的空间。我国宪法确立的是一种双轨制协商民主模式，包括正式的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制度与非正式的公共领域的灵活协商机制。借鉴协商民主理论，推进国家层面的协商制度的重点是加强政协制度建设；完善公共领域的协商机制的前提是畅行宪法教育，以型塑具有关心公共事务美德的协商公民。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思考

执政合法性简单说就是民众对现存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党和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要应对诸多执政风险,必须创新意识形态,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维护社会公正,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绩基础;推进民主制度化,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则基础。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思考

执政合法性简单说就是民众现存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党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出现了消解执政合法性的因素和迹象.要应对诸多执政风险,必须创新意识形态,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理念基础;维护社会公正,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绩基础;推进民主制度化,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规则基础.     

发扬党内民主 巩固执政基础

发扬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是不断巩固和壮大党执政基础的重要条件。发扬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内民主是共产党的本质特征之一。只有发扬党内民主，才能更有效地增强党的活力，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党的权威；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能不断推进人民民主；才能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论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研究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党的意识形态,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思想基础,通过经济建设增强执政绩效,为执政的合法性构建了物质基础,通过加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与法律的建设,为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法理基础,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为执政的合法性构筑了道义基础,通过制定新时期统一战线思想为执政的合法性提供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系列重构使得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文革”结束后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局面,对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发展党内民主，推动党内和谐

以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健全完善党内民主工作制度；以改革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为重点，着力完善党内民主的运行机制；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以加强制度建设为载体，保证党内民主的发展。     

协商民主视角中的合法性研究

合法性是当今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个政治系统能否取得合法性,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构建合法性的基础、积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十分重要。合法性的基础建设向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前的合法性基础日渐萎缩之后,就必须进行重构。在构成合法性的基础中,协商民主程序是根本,如果社会成员都参与了政治意志的形成和争论,公民大众的交往权力就转化为决策权力和行政权力,转化为政治制度。协商民主本身要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分析工具,成为构建合法性的基础,需要公民社会的发展、协商民主对政治合法性的助推作用以及协商民主的建制化等条件预设。     

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认识

近几年来,常有人以西方的选举政治作为合法性的标尺来质疑党的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本文认为,选举民主并非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标准;选举民主建立的执政合法性存在诸多矛盾,比如选举民主并不完全表达民意,存在金钱操纵选举、实施政策短期化、社会整合功能弱化等问题;当前中国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不仅维护了中共执政合法性,而且也打破了对西方民主模式的迷信。     

试析中国转型期党的执政合法性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它维系着一个政治体系的存续和发展。合法性作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多视角多层面认识和把握中国转型期党的执政合法性的表征与面临的挑战,提出积极的应对方案,尝试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有益的探索模式。     

党、国家与社会:党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政治学思考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党的有效执政和党的全面社会整合实现.社会主义是我党成为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基础;政党建设是我党领导核心作用的政治基础;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制度基础;政治整合是我党领导核心作用的社会基础.     

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党内民主建设应以保障党员基本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要逐步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认真落实和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关键环节；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具体制度，确保党内民主决策。     

浅论政府合法性的失与得

任何一种支配系统都需要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既包括支配关系的正当性，也包括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所产生的秩序的正当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政府的合法性分为三种：以传统为基础的传统型支配；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卡里斯玛型支配以及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制型支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有效性运作。有效的政府，为整个社会营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物质生活提高的繁荣局面，为整个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以及其他公共物品，因而能够获得民众对其合洪陛的认同。     

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三点思考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前提。当前，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以组织法规的形式确认党员民主权利；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真正得到实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党员在党内行使各项权利提供最基础的空间。     

探究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动因的基本维度

深入解读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的"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提供最有力的论据支持,就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搞清推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动因。从宏观上看,探究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动因的基本维度包括: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克服现行党代会制度弊端的路径选择,是发展党内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与领导水平的基础要件。     

浅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科学执政为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执政的合法性;依法执政为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提供基本途径和保证,确保执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如何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只有融入到人民代表大会中,和人民代表大会一道执掌国家政权,才能实现党执政的程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论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属于西方，在中国社会中，也存在着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协商政治实践。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政治协商制度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各阶层反应的利益需求随着观念、主体等冲突的多元特征而面临更大的难题。尤其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利益不平衡差距明显，从各方面都使决策的实施出现困难，也因此影响了科学民主的决策。所以政治协商制度必然会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研究与建设性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且必不可少，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构建更广泛更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防止腐败、实现更大化的社会公平以及应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影响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