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分开:善制与善治的双重进路

基于中国本土背景来分析我国政社关系演变历程,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研究的范畴不应仅限于当前问题的突破和实验的创新,更应该从历史宏观背景中,挖掘政社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和规范要素。政社分开的"善制进路"即是在体制变革的微观具体制度演变考察中探寻政社分开的层层递进之路;"善治进路"则是基于问题意识上的反思进取,从相关政策沿革及社团发展演变规律中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以治理转型的理论意识倒逼政社分开的事实路径。二者以内外双重进路共同影响和推动政社分开的顺利实现,从而构建一条"政府之用"向"本体(社团)之律"再到"客体(体制要素)之通",最后到"目的(善治)之本归"的求真问路。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新时代走向服务型政府的政社互信建设研究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服务型政府建设仍然是优化政府自身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的到来也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下,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着力解决政社互信的问题。政社互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之基,其表现为服务型政府的产生源于政社互信、服务型政府的运作成于政社互信、服务型政府的收官归于政社互信。政社互信体现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自我主体之间的互信,第二层次为自我主体与他者主体之间的互信,自我主体之间的互信是自我主体与他者主体之间互信的基础。政社互信关系可以通过加强传统美德教育、大力弘扬契约精神、采取适度奖惩措施来培育,最终实现改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环境、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本、提高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效率。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我国政社互动行为研究的检视、反思与拓展

政社关系一直是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政府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一度成为被广泛用于解释政社关系的竞争性理论框架。而近些年围绕政社关系的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结构论争,开始迈向了“行动分析”,更加切实地关注行动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逻辑。既有文献通常以政社力量的平衡性与否为依据,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经验洞察的窗口,形成了从“国家主导”到“双向赋权”的研究取向。“国家主导”的视角强调国家在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聚焦于作为能动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更为具体的国家治理结构下社会组织权宜性的回应举措;“双向赋权”则从平衡角度出发,关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行为,以及由此所达成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发展的目标。为进一步拓展政社互动行为的研究,可以引入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关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探讨技术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规范化

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公共需求的多样性和政府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使政府与社会合作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趋势.在世界行政改革中出现的政府花钱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虽然获得了一些经验和制度的积累,但仍需在规范化方面作进一步努力,包括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购买的程序、社会组织的资质、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购买服务的监督与评估等等,都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以保证政社合作在全国的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地方治理中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革初探

内容提要:农村治理问题始终是我国政府管理的基本问题。农村治理关乎整个社会的治理,农村稳定则社会稳定已是一种共识。在转型时期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的方式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严重制约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适时进行变更。本文从基层政府在农村地方治理中的地位分析入手,回溯新中国建立50余年基层政府农村治理体制及方式,围绕农村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呼唤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更。     

政社联动：住宅小区业主协商自治的演进逻辑

业主协商自治是基于业主物业私有及共有的边界划分与全面自治而衍生的一种全新的协商民主治理形式,它是由物业公司代管与业委会监督的模式直接转变为业主自主治理,打破了以往基层民主中行政干预式的群众自治模式,但是它面临长期以来没有社区协商传统和习惯、业主协商治理经验和技术欠缺、业主物业自主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缺乏、相关配套社会制度保障欠缺等问题,其压力、挑战都是对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重大考验。因此,应深入研究业主协商自治的概念范畴,不同业主协商自治形式的优劣和创新发现以及加大政府在业主协商自治中的正确引导作用,创新政社联动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治理模式的顺利转型。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服务的替代抑或优先机制——以青岛为例的实证考察

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要求明确后,调查显示: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政社关系调整任务艰巨,政府职能转移、政府购买服务等进展有限,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力、公信力有待提升,行业协会商会由公益服务的替代机制向优先机制转变任重道远.     

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治理问题研究——以通化市政府为例

尽管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大量的"服务、组织、协调、管理"作用,但不健全的管理体制,不到位的管理措施,政社不分开、服务不到位、收费不规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探讨政府构建合适并有利于行业协会健康发展的治理结构,提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是一个迫切并紧要的问题。     

构建公共服务的政社合作机制——以2010年北京市首都社会组织民生行动为例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机制和新方法，已经逐步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进行实践探索和推进。北京市于2010年开展的首都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探索实践了社会组织参与服务购买的新模式。本文着眼于此次实践的积极意义和不足，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建立政社合作机制的三点建议。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然而由于合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品质。要想破解合同失灵问题,仅从市场机制和政社关系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基于规则、关系与价值三个维度,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合同治理框架。规则治理主张,通过正式而精确的合同设计与安排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强调,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价值治理认为,打造合同双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才是防范违约行为和提升合作水平的最佳途径。三种治理机制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组合,只有恰当地调配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才能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由"良政"向"善治"的跨越——基于18个行政村村治模式的实证研究

源于"治理"范式的理论阐释,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就是从"良政"向"善治"的逐步跨越."良政"就是"开明政治"的表现模式,亦即精英政治与诱导式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即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合作管理中的最佳状态表现.本研究以近年考察过的18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剖析其治理结构、投票过程和治理绩效,将关于"治理"范武的研究从官方思维走向草根视角,以加深对中国培育草根民主和建构和谐社会过程艰难性的认识.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