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政府大社会”之辩

越是经济困难时刻,人们越是关注政府改革。我们此次关注"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实践,背景也是如此。围绕"小政府大社会"尤其是"小政府",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具体到我们国家,经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单纯从"法定"的公务员数量上看,无论是国别比较还是纵向比较,给人的印象是今天的政府已经是"小政府"。由于在诸多领域政府提供的必要管制、公共服务仍然不足,从逻辑上说,政府改革似乎是从小变大,而不是相反。     

中央政府的改革突围

<正>中央政府的改革"突围战"已经初见成效,逐步形成了经济增长不滑出下限和持续深化改革的平衡。2014年的政府工作还会继续帮助我们验证这一点的有效性。因此,2014年将是中央政府改革"突围战"的关键一年。3月5日,履新一年的总理李克强首次代表中央政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当李克强做完报告回到主席台座位的时候,掌声并未停下来,总理只得重新站起来,再次向全场鞠躬致意。     

构建责任政府的理论分析:问题与对策

作为西方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责任政府构建在"主权在民"和代议制民主基础之上,且与现代宪政民主思想紧密相关。即应以"对谁负责"、"如何负责"为逻辑线索建立责任政府。从这一逻辑出发探寻,我国责任政府构建中主要存在主权者问责虚化、权力机关问责矮化、法治层面存在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完善主权者问责,加强权力制约和法治等途径来形成与强化责任政府建设的推力和保障力。     

棚户区里等待的人们

<正>2014年,棚户区改造做得如何,将是考察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一个窗口。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的情况下,政府依然会把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届政府要实现不断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之一,"补短板"和"兜底线"将是两大方向。这既是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从经济主导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要求。从政府的投入规模来看,基本医疗保障已经基本覆盖全体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占4%的目标在首提的19年后于2012年实现。下一步的"兜底"将不仅仅是"扶贫",更需要使低收入者具备创富和有尊严生活的能力。     

警惕新一轮地方“投资热”

地方"投资热"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在地方官员政绩的推动下,一次次大干快上式的地方经济竞赛在所难免,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全能政府,其辖域内资源要素动员能力会随着政治周期而循环。不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产能过剩的顽疾几乎不可能根治。     

批评政府,旧瓶新酒

<正>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突发事件的发生,政府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共议题。这不是靠控制就可以避免的,关键是政府要习惯于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全会高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报告一面世,这一提法就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述。而在公民借由网络发泄对于政府施政的不满情绪,却被以诽谤名义遭到调查屡次发生的情况下,新闻媒体更是借着"两会"期间这股东风"为民请命"。比如,"两会"期间,湖北省十堰     

摇摆的“市场中国”

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09年政府工作重在四点:第一扩内需,第二调结构,第三重改革,第四促民生。可以说,一段时间内摇摆的"市场中国"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保增长"。社会各界也应该从最初应对危机的紧张、慌乱中走出来,一起夯实下一个30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治庸问责”背景下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展望

服务型政府成为一种常态,必须首先确保"治庸问责"的法治化与常态化,这是我们必须理性审视的问题。笔者立足武汉实际,主要针对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探讨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下政府的定位思考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且有井喷之势,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实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势在必行。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如何转变职能,界定权责边界是亟需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部分问题提出共治模式下政府的定位思考。     

“大部制”有利于问责

对官员问责的日趋普遍是本届政府施政的显著特点之一。这是由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日益突出决定的。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把市县政府作为"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责任主体,便是典型的例子。可以预计,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问责的进一步加强,会促使地方政府在政府机构设置上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相协调。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改革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于在充实社会     

苏州“通安事件”善后

"通安事件"表明,人们对政府官员腐败深恶痛绝,每个利益相关者心里仿佛都放着一条条干柴,随时可能被点燃,历史账并不会一笔勾销。"强政府"在创造发达地区落后乡镇迅速崛起的经验之时,处理不当,也会埋下日后官民冲突的隐患。     

政党轮替后的英国教育改革

从布莱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思路,到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思路,英国政府对于教育的改革有其连续性和一致性。新任教育大臣高夫要让中小学在选择学生上有更大的自主权,这场看似朝秦暮楚的大手术,也许仅仅是一次换汤不换药的小调整。     

“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结构

如果是在现代国家建构比较完善的语境下,已经不能用规模等指标去评判到底是小政府好还是大政府好了,看的是它的功能是否正常、健全。"不要管我!"即使在今天,一些主张"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人仍会如此叫喊。在他们眼中,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不被侵犯。     

来信

把政府作为掌舵的一股力量,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时期,这股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中国政府扮演舵手的重要佐证,证明了政府领导的思想力和执行力对一个国家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征、主要内容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动向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将对中美关系、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有别于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不在其施政的优先位置;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但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台海政策整体上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同时服务并服从于"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这些构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特征。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主轴仍是"分而不独、和而不统";不会"弃台",不会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但也不会严格按照"一个中国政策"行事,更不会支持中国统一;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或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障碍。影响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走向的因素既包括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和官僚体系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包括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对美活动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敏感问题,但在不同阶段其敏感程度有异,这取决于中国大陆对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反应与反制程度,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明确中方底线。     

“清费”治乱

目前的清费行动只是解决量的问题,消除那些原本就不应该由社会承担的政府行政成本。收费的法理何依,政府的边界何在,也需要正本清源。"目前谁也说不清楚‘行政事业性收费’从中央到地方到底有多少项,也没有一个公开的统计数字。据一些学者调研,最多的时候有1400多项。"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对《南风窗》记者说。而按照财政部发布的《201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其中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仅为194项。项目和标准随意、管理方式不统一、征收部门多元等问题使"行政事业性收费"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创收的渠道之一。相关媒体曾统计,全国有     

服务型政府VS“保姆国家”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不是意味着政府提供的服务越多越好?是不是政府应该包揽所有公共服务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我们刚刚要走出大包大揽的"保姆国家"的阴影,难道还要回归政府的全能主义?     

从日本城市化中的政府调控看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法治化路径

日本城市群的发展汲取了欧美的教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但在取得成就的历史过程中,日本也曾经历过"城市病"阶段,其政府的有效调控措施,对城市群的系统化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日本政府调控的核心经验是依靠法治路径,这一点对广州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在政府引导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严格遵循法治化的思路对城市化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予以解决,依照法治路径积极全面地履行政府责任,营造一个国际商贸活动能够有序发展的法治环境,是广州定位"国际商贸"发展城市化,并提升与强化自身作为"国际商贸中心"这个地位发展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是保证群众参与

(2007年12月上《喝水的权利》)政府对农村修水,一直不如对修路重视。比如农村修路有"村村通",国家统一给补助,但修水就没有"村村通"。中国的西部省份普遍缺水。新中国成立50多年了,一是因为资金等原因,有些地方的政府从来没解决过;二是有些地方的政府或村集体自行解决了,但解决得不彻底,工程半途而废,老百姓重返缺水状态。     

和“特殊利益集团”作战的机会

"两会"已经在望。而留给本届政府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任期的最后一年。正因如此,温家宝总理近日在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表示:"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