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背景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及影响因素——一项基于江苏地区的实证调查

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引导新媒体从业人员发挥自身积极作用,为社会治理作出有益贡献,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江苏地区的新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实证调查,探讨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问题.在描述层面,本文考察了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在分析解释层面,本文考察了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发现收入水平、媒介依赖与媒介信任等因素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表明,激发新媒体从业人员有序进行政治参与、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从拓宽其参政议政渠道、提升其媒介素养、分类引导等方面入手.     

*当前新媒体对我国政治生态影响的多重效应

当今中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进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着中国政治生态环境：新媒体不仅成为民意表达与交流的新渠道和平台，而且也成为传递政治“负能量”的新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媒体的功能不断延展，并与政治生活的融合愈加紧密。这既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又提供了新的机遇。     

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治理环境的变迁及其调适与创新

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应用形式的演化催生出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使媒介受众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发生变化，推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产生出一系列变化，从而对政府的治理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为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治理环境变迁的内在机理及外在表征，探究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的适应性路径，创新和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权力文化网络视域下乡村治理问题及对策

乡村是中国文化基因原生之地,其内在的文化网络是乡村善治的基础。晚清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逐步改变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及"双轨政治"治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乡村运动及政权建设,进一步消解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外在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乡村治理中经济效益至上逻辑压抑了权利文化网络新生的步伐。后税费时代,发挥权力文化网络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     

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不适”与“调适”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主流舆论传播信息弱化等诸多"不适"。面对这一境况,通过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新形象、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外在嵌入与内在嬗变:乡贤文化治理的双重考量

乡贤文化治理依托于人际关系网络构建的社会资本、家庭和宗族主导的组织力量以及贤德追求为典型的教化、引领功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有效治理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面临新的愿景的同时,也遭遇到异时异世的转换困局。在现代性介入、国家积极政治诱导外在嵌入及农村社会价值、心态重塑的内在转变下,农村社会发生了聚变。外在嵌入与内在嬗变造成了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破碎,家庭、宗族依托力量减弱,乡村内生德性导向逐渐消亡的直接性后果,成为了乡贤文化治理的制约因素。     

信息社会行政发展的新趋势

当代西方 ,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已经承担起了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 ,对政府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大 ,成为继立法、行政、司法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 ,改变了传统权力的运作方式 ,成为行政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旧有的民主参与、民主观念等形成挑战 ,为行政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治理视野中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由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治理理念及其实践注入了新的动力。在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从而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并从根本上推动了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冲突的是权力，建设的是文化——中美博弈中的“文化冲突”

中美“文化冲突”有四个表达层面。国际关系学者多从权力角度审视“文化冲突”，但这只强调了文化的权力功能，没有涵盖文化的其他特质。文化是社会历史现状的内在表达，没有清晰的疆界，文化之间并不必然对立。文化是一种主观的、灵活的、解释性的力量，既可以恶化冲突，也可以强化合作。文化可转化为权力，权力也改造着“文化”。“文化冲突”本质是权力冲突，因此不能指望以文化交流来消除冲突，更不能简单认为文化的外在传播体现了本国的软权力。但文化又是一种实在的力量，文化资源是公共性的，要让它成为实力，必须加强文化研究和建设，并与开拓性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     

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中的协同度问题探析——基于“组织—治理”的视角

“协同”机制的构建与有效运作是协同创新的核心要义之一.在“2011计划”的运作过程中,高校协同创新机构作为既有体制下的组织形态与治理“特区”,依然受制于既有体制的种种壁垒,“组织—治理”很多情形下出于“空转”而缺乏实质性的管控,协同创新机构没有成为引领合作的先导,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机构的功利附属.高校协同创新机构的管理创新依然远落后于科研创新的步伐,“低协同度”成为阻碍实质科研创新的突出问题.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既不同于以“权力—命令”为链条的科层组织,也有别于以“契约—交易”为纽带的市场组织,其组织形态应该是一种比科层组织更灵活,比市场组织更有效的网络组织,因此有必要将其产生的协同度问题置于“组织—治理”的视角下结合网络组织及其治理相关理论加以重新审视.高校协同创新机构协同度的提升要通过以重大科研成果产出、体制机制协同绩效生成等为目标,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才能得以实现.通过文化协同、组织协同、战略协同的具体路径,希望有效改变高校协同创新机构“逻辑实体、物理虚体”的状态,推进协同创新的组织形态和治理结构“脱虚向实”,实现整体协同效率不断提升.     

网络时代我国政府治理的 SWOT 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在给我国政府治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网络时代的政府治理必须全面审视互联网下的我国行政生态变迁，打通网络民意与政治系统的制度通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完善信息传导机制，实现信息表达、回应、反馈的统一，创新对互联网的治理。     

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地方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综合考察当今中国各地的地方治理，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并在地方治理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基层社会自主性逐步加强，基层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逐步加强并规范。这一新的趋势表明，基层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的关系正在形成，良好的中国地方治理，既需要有力高效的政府，也需要一个较强自主性的社会力量。     

新媒体与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作为当前最热门的网络新媒体,因其门槛低、方便快捷、沟通免费等优点,正如QQ一样逐渐走入高校,颇受青年学生群体的关注与喜爱。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己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高度普及。新媒体给青年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利用新媒体开展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新媒体进行合理规划和管控,利用其疏导并建立"学生粉丝"、积极与学生互动、组织话题讨论和各种创意性活动,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阵地。面对新媒体给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挑战,合理提出有关对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网络新媒体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课题。     

“颜色革命”与2000年代俄罗斯青年政治组织的发展

2000年代初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爆发了“颜色革命”,青年政治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颜色革命”对俄罗斯产生了深远影响,俄罗斯青年的政治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已经存在的各种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开始活跃,以发动“俄罗斯版颜色革命”为己任的新的反政府青年政治组织纷纷成立.这一形势迫使普京政府开始高度关注青年的力量和作用,以支持组建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等方式严密防范在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经过普京政府的周密行动,俄罗斯政局较为稳定,“颜色革命”的影响在俄罗斯渐渐淡去,这其中亲政府青年政治组织功不可没.     

构建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公共关系模式——地方治理理论的视角

强大的“权力性政治”和孱弱的“权利性公民”并存，导致地方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方面存在不足，束缚着地方公共关系的良序发展。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转变自身角色定位，从价值转换、理念提升、渠道拓宽和形象塑造等方面强化公共关系互动，为地方治理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     

村官腐败的形成与治理:“四权”同步的视角

现行的村官权力既源于自治体内的群众授权,又源于行政体内的政府授权。“谁授权谁监督”逻辑表明,要解决村官权力失控导致的村官腐败,就需要内外力量共同作用。在行政控权动力不足的现实情况下,需要建立新的机制激发自治体内部的制约力量。自治体作用发挥的内动力的核心在于自治权利的发育,村务监督制度的创新为自治权利的发育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以监督权为出发点,促进权利向权力的转换,完善现有的村务监督制度,建立监委会监督和选举监督、决策监督、管理监督“四权”同步机制是治理村官腐败的有效路径。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政策网络的分析

网络是公共行政研究中分析治理概念的核心所在。治理的网络内涵意味着“治理”并非政府所独享,而是与其他组织形成一种政策网络,共同分担治理的责任。与地方政府相比,地方治理有着明显的改变,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在治理上的转变。当前许多地方治理是政策网络的形式,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是相对于市场和科层体制而言的,但其自身也存在局限性,因此,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摒弃传统的科层制。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青岛市政府为例

本文以青岛市政府治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多样化民考官机制”、“李沧区社区协调理事会”、“莱西市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董家口港建设模式”四个案例,从经济、政治、社会整合、文化构建四个方面分析了青岛市政府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实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提高政府效能,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培育公民社会,调动多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依托先进信息技术,积极倡导新型行政文化.     

论亨廷顿悖论与腐败输出阻断机制构建基于政治、管理、经济与伦理四位一体的网络治理路径

如何在国家和政府主导现代化变革的同时,阻断权力腐败输出机制,在发展过程中避免陷入动荡陷阱,是任何想获得统治合法性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课题.应用丁伯根法则,从政治、管理、经济与伦理的网络途径进行治理探讨.     

产权残缺、土地分置与农村治理模式——一个解释当前中国农村治理效应的理论框架

农村民主自治成功与否将对我国社会民主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农村自治中各种力量的博弈使其形成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现实中农村治理失效问题（“两委冲突”和“监管失位”）存在于不同的治理模式之中,但其根源并不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本身,而是源于土地利益。不同的土地分置方式意味着利益的不同分配,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上级政府的介入,导致农村原有治理模式的改变和治理结构的失衡。政府的合法介入又源于农村土地的“产权残缺”。因此认清农村土地“产权残缺”问题并在法律和政治框架下进行解决,实行土地有效分置才是根本。最后给出三个粤东农村土地分置和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对结论有一定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