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试卷背面有答案

我在芬兰留学期间结识了好友雷默，他在首都赫尔辛基政府供职。一周前，他约我到他在乡下的老家，去喝他父亲酿制的葡萄酒。到了约定的这天，他抱歉地对我说：“今天是公务员考试的日子，能否在考场外等我两个小时？”我爽快地答应了，坐在花园里的长椅上翻杂志，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一张到哥本哈根的机票

拿到这张机票时，你一定会瞪大眼睛。 第一眼，这只是一张普通的芬兰航空公司的往返联程机票，航程两端分别为中国上海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途中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中转。     

事件

中纪委通报安徽检察院违反外事纪律问题。最近,中纪委会同其他部门,严肃查处了安徽省检察院出国团组违反外事纪律的问题。去年11月,安徽省检察院以副检察长徐文艾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一行10人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时,被芬兰边防局官员以     

感叹：我们的社会需要“乌鸦嘴”

【事件】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安徽10名检察官违规公款出国旅游，被芬兰边防部门“礼送出境”。这次活动的经办人、某中介机构业务员说：“安徽是个穷省，但每年这样出国的团组相当多。我经手的，真正因公务出去考察的团，只占实际出国团组的三成不到。”北京旅游局一位官员说，专门从事公务出国的旅行社发展迅速，全国已有上百家。它们靠为公务团安排行程赚钱。     

微言

“几个官员的倒台在中国这样的大社会里本不足为奇，但舆论饥渴般地等待新的官员丑闻，并且添油加醋喝彩的情景，却是今天中国社会特有的奇观。原因有很多，但根源是社会不公平和由此不断堆积的情绪。官员腐败本来就可恨，当它与社会不公叠加在一起时。就尤其令人愤怒。”——近日中国一幕幕上演着腐败官员落马。针对此情况，《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微博发声     

一张到哥本哈根的机票

拿到这张机票时,你一定会瞪大眼睛. 第一眼,这只是一张普通的芬兰航空公司的往返联程机票,航程两端分别为中国上海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途中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中转.     

应从“想廉洁很难”到“不想廉洁都不行”

副县长的感叹说明了一个社会问题：各领域都存在的信任危机，在官场和官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权力和官员本就应该受到监督，被关进笼子，没人相信副县长的廉洁，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无论如何，“想廉洁很难”不应成为官员应有的感叹。理想的状态是，应该感叹“想廉洁很容易”、“不想廉洁都不行”。     

和珅的“怪论”

在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的“怪论”很多，让人听了，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 　　“怪论”之一：“救灾先救官”。“救灾先救官，官都活不了，谁去救民 ?”当有人揭发一些官员侵吞救灾粮款时，和就这样理直气壮地告诉纪晓岚：“你说荒唐 ?但这是事实 !万千灾民，谁去发钱 ?你吗 ?我吗 ?是大大小小的官员，我得先喂饱这些人，人家才肯卖命 !” 　　“怪论”之二：“清官讨人嫌”。和说：“贪官才会听话，才忠实推行朝廷政令，政才通，令才行，民方安，国方泰 !”而“那些清官，食古不化，上级有令必百般求疵，下层有错必毫不留情…     

“奇触指标＂背后的畸形思维

科学的考核指标，也是现代政府管理中的一种“愚昧”，束缚住基层官员的创新意识，使基层部门官员不得不闹绕这些不科学的考核指标，一天天、一年年消磨自己的创新思维，沿着某些领导指定的运行轨迹进行最雠化的政绩积累，进而再度被数据假化。实际上官员们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指标考核不科学，会滋生出很多问题，但鉴于长期形成的“倚化”观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没有这些指标考核反而会被认为缺乏“创新”。     

中国与北美大学生就业动向比较

不久前进行的2011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再次创下历年“国考”峰值。其中，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一职以4961：1的竞争比例高居热门职位榜首。这些年，中国大学生的择业目标，首选是公务员，然后依次是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等。尽管有相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公务员热”有降温的苗头，但从现实的情况看，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还将是大学生最向往的就业单位。那么，北美大学生就业有什么新动向呢？     

值得关注的“广东现象”

如果从政治角度理解广东，会有不同的感受。这里是最早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地方，再加上毗邻港澳，得风气之先。这里，人们的“政治意识”似乎与众不同。比如，人大代表敢于监督，官员们习以为常：媒体时常批评政府，但官员们也慢慢接受，不会视不同声音为“洪水猛兽”。这一相对良性的发展趋势，对于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的中国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

刘日在2009年07月20日《学习时报》载文《“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反腐败的终端机制，它最根本的指向是促进公权力的规范化运行。目前，全世界已有97个国家和地区对“官员财产申报制”立法。我们应当吸收这一人类文明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尽快建立我们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最大障碍，主要来自问题官员的抵触和反对。不赞成的论调主要有四点：“个人隐私论”、“害怕露富论”、“社会震荡论”和“条件不成熟论”。只要我们真正把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识，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官员财产公示突破口可选在“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这些优秀分子身上。     

“社会治安”的隐忧源于“收入差距”

山西临汾作为中国唯一的高污染城市代表被美国一研究机构列入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宁可被毒死，也不要饿死”，当地一些官员的表态让人冷入骨髓。临汾人何去何从？临汾成了外迁之城。没有人比临汾人更关心自己的安危，但他们却是无力的，也是无奈的。当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民众不愿让市长留任．但九成政府官员却愿意让市长留任。生态环境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官员付出代价：经济发展给官员带采了机遇，却没有使临汾人享受福祉：临汾的富人可以溜之大吉，穷人却独自饮啜苦水。如此不对称，正是“污染第一城”背后生民的悲凉。     

一张到哥本哈根的机票

<正>拿到这张机票时,你一定会瞪大眼睛。第一眼,这只是一张普通的芬兰航空公司的往返联程机票,航程两端分别为中国上海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途中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中转。第二眼,你会忽然发现,和普通     

盛世重史实——从唐太宗尊重史官实录而联想到的

最近看了几篇文章，原来皇帝也受到一定的监督。中国古代有一种官叫史官，这些史官多数是能秉笔直书的，因此不少善于自律的君主怕做了见不得人的坏事被史官记上一笔，弄得遗臭万年，那么皇帝能不能在位时，就直接看看他的史官如何记载自己的事昵？我讲一位明君唐太宗的故事：有一次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监管朕的起居，记录我的言行，这些记录可给我看吗？”褚遂良回答：“史官记载人君言行，善恶皆录，这样人君才不敢为非作歹，没听说人君可以自取观看的。”太宗又问：“朕做了坏事，你也记录吗？”褚遂良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这时有一官员叫刘洎插嘴说：“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士也会记的。”太宗点头称是。     

“信念洼地”孽生“神功大师”

2013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曹鹏程的文章，文中指出以拙劣的江湖骗术，竟能让一干官员、名流趋附不疑。近期王林等具有“神异功能”的“大师”被媒体曝光，引来公众惊诧。让人们想不通的是，这些骗术并不高明，凭靠一定的识别与判断能力就能洞烛其奸，为何这些官员、名流不能辨明而甘受其蒙骗？     

有多少官员在“逃避自由”

我说中国的一些官员在“逃避自由”，有人会说我脑子有问题——中国官员有太多的自由，会有人“逃避自由”吗？的确，现今世界上恐怕没几个国家的官员像中国官员这样在行为上有那么大的自由度。但不要忽视，他们在逃避着另一种自由，这就是实现自我、彰显自主意识、充分表达个人主张和观点的自由。     

官员问责难题与西方话语霸权祛魅

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     

大官的别墅

尽管当地政府向记者否认这些别墅是给官员住的。称“从头到尾是市场化操作的,将来要市场化拍卖”，但记者从建筑商、开发商、当地高层官员，政府盖章文件等多方证据中发现,这是不折不扣的“高官别墅”。     

“现场直播”斯德哥尔摩

有人曾问一位几乎走过世界的国际宣传专家:世界上哪个城市最美?专家不假思索地回答:“斯德哥尔摩。” 带着这个美好的印象,我们下午4时从芬兰赫尔辛基出发,在如“海上花园”般的波罗的海航行了17个小时后,于第二天上午9点到达了向往已久的“水上美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