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

实现治理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社会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而社区治理则是让社区成为公民自治的空间。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自治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强行政与弱社区的错位，社区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不足，社区治理制度缺乏，以及公民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等。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性思考。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社区取代单位成为了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和城市功能的基本载体。在多层次的政府治理结构中，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很多社会问题根源于社区，也需要从社区入手解决。我国学者提出了三种社区治理的基本模式：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政府推动下的社区自治，以及社区自治。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切入,认为社区建设的终期目标是不断增强以社区为微观架构的社会自治理能力,减缓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快速变迁产生的巨大震荡,重组市场、政府、社会三者关系,构建“大市场、强政府、有序社会”三方相互关联、良性互动的新模式。在此理论背景下,笔者详细分析了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缘起、存在的问题,认真梳理了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制度变迁路径、社区变迁模式,并就政府介入策略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论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区

从宏观社会制度结构角度看,社区是一种与市场、政府和企业并列的元制度类型,内含情感上相互依赖、经济上互惠互助、政治上权威自治的制度理念,以相对封闭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和以互助互惠、合作信任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规范,并以网络治理为主要的运行机制。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社区社会资本主要产生于社区成员日常互动,但政府引导、企业支持可以加快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论和谐社会构建下的社区治理

当前社区治理在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的均衡、社区文化重建、政府与社区职能的定位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需要推进社区理念与制度的创新,加快推进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和模式的重建与再造。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

本文以H社区为个案,对比了政府绩效考评与居民满意度调查两种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从显性的绩效评价指标和隐性的社区治理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政府的绩效评估重效率,轻效益;重有形,轻无形.这些特点根植于政府、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自治组织处于附属地位,居民评估主体地位缺失.基于此,建议以"强政府、强社会"为目标,确保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进而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阶段与转换: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角色思考

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向、进程和效果。本文认为,在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定位,能否实现准确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是对政府责任的拷问和政府能力的考验。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来看,在农村社区的起步阶段,政府更多的是担负治理者的角色,实现善治是其基本的职责,也是对其能力的考验;在农村社区的发展阶段,政府应显示出协同政府的特点,更多是发挥合作与协商的作用;在农村社区的成熟阶段,按照自主治理理论,农村社区走向自我治理,政府更多的是发挥服务的职能。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城市社区中介组织的功能发挥

在我国城市治理中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 ,必须大力发展社区中介组织。但是当前城市社区中介组织的功能发挥不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以培育为主 ,从制度环境着手采用多元手段     

密尔“群己权界论”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的城市社区形态的根本性变化,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当中的意义也越来越大。密尔"群己权界论"中的"个人权利""减少政府干涉""平等""社会功利"等内涵与社区治理有很大的相关性。尝试通过对密尔"群己权界论"内涵的思考,从"个人权利"和"社会功利"的视角出发来理解社区治理,并对密尔"群已权界论"与社区治理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总结出对于社区治理的相关启示。     

社区管理体制变革与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对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政府与社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达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梳理深圳市盐田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分析盐田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为我国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模式:比较与进路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是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构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选择,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乡村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利关系,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使农村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体制改革中创造的村落自组织模式、村社合一模式、村企主导模式、联村建社模式既取得了绩效但也存在限度,其进路是社区事务分类治理。社区事务分类治理要以农民需求为取向、以事务分类为起点、以职能整合为基础、以组织重构为载体、以权利调整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制度设置为纽带、以技术创新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