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伦理诉求

公共行政不仅应当追求科学化，还应该恪守道德的原则。行政伦理是对行政活动的道德审查。行政伦理的设定是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基于中国“自律诉求”传统行政文化的制度困境、西方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分析，新时期我国行政伦理诉求的路径应包括道德的制度安排和个体德性的伦理选择。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效率悖论的一种解读——兼评新公共管理运动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当今我国行政改革具有启示作用.     

我国公务员道德监督浅析

加强公务员行政道德监督对强化公务员的廉洁自律意识、改善政府形象、更好发挥行政人员的工作潜能及提高行政效率等非常重要。当前,我国公务员行政道德监督建设存在着问题。道德监督存在需要加强和改善的地方,我国公务员道德监督是国家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分析了公务员道德监督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     

浅谈官僚人格再造

近代社会官僚制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西方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官僚制的弊端也不断地暴露出来。官僚制对行政人员人格的摧残,造就了“训练的无能,目的和手段的混淆,非人格化的严重导向,产生了官”僚制的异化现象,行政人员的人格严重扭曲,从而导致了行政低效。重塑行政人员的人格将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解除官僚制弊端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这需要行政人员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通过制度的设置突出行政人员的“公共人”特性以及加强对行政人员灵活性理念的灌输;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人员要科学定位行为的目的性和树立个人伦理的自主性,内外结合,以实现行政人员人格的重塑和公共行政的有效实现。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的行政生态学分析——从传统型政府走向多元化政府模式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纯农业社会——神秘型/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逐渐过渡、确立的官僚制政府行政模式。在现阶段,关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官僚制仍是最佳选择;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跨越官僚制阶段,直接进入后官僚制时代;第三种观点提出以建立完善官僚制为主,同时汲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模式的理性选择应是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并存。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分析

行政腐败中"服从上级命令可否免责"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疑惑。面对上级错误命令是执行还是拒绝,行政工作中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公众负责,这些"道德选择困境"涉及的正是行政伦理问题。从行政伦理的角度进行探讨,其结论是:认为行政人员在服从上级命令、遵守法律准则的同时,更应对公众负责,秉持是非观念,坚持道德伦理。就行政伦理困境的产生原因及其道德选择困境的表现来看,构建行政伦理框架应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正确认识行政伦理要求,重建道德的惩戒力量;开启行政人员的责任教育,构建个人伦理决策模式;完善组织制度,提升组织文化;加强行政过程的伦理立法,健全法律监督体系和组织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的社会公共监督。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行政伦理法制化的界限及可能性证成

个体道德理性约束的有限性和社会伦理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以公权谋私利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凸显.仅凭公务员的道德自律不足以对其行为进行规约,需要有一种外在力量制约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和权力滥用现象.行政伦理法制化是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转化成法律规范,以发挥法律的强制力对破坏规则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严惩.在实践中,行政伦理法制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论官僚制的反功能

自韦伯提出理性官僚制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官僚制的反功能问题,认为官僚制不仅仅存在正功能,而且会产生反功能问题,如效率低下、繁文缛节、保守主义等等.更有学者在官僚制反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来官僚制病理学研究的问题.本文首先检视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官僚制病理学研究.其次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病理学研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再思考

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     

组阁制辨析

西方国家实行的政府内阁组阁制，究其实质，就是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当产生了行政首脑之后，授予他（她）挑选、确定政府各部部长和其他政府组成人员的权力。组阁制的优处在于：减少了过多的选举负担，加强了执政责任和提高了行政效率。我们需要组阁制，可以采用组阁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实行组阁制，需要严格做到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政首长首先必须经由民主选举、民主程序产生，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二是行政首长提出的组阁名单，必须主要是政治性官员；三是组阁名单必须经党委、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四是加强法律监督、党的纪律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形成多渠道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研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为了弥补立法的不足以及提高行政效率.但是随着街头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增加,其所带来的问题和弊端也开始显现.从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视角分析当前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约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对策,以期待规范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和运用.     

德性政府及其治理——政治与道德之间的领导者

21世纪的政府管理模式将走向何处,是很多学者和政府行政人员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出发,完善和改造现行的官僚制政府,建设与时俱进、更加符合人性的德性政府是当今时代的诉求,在此基础上简单探讨了德性政府及其治理方式,并深入分析了德性政府下的行政领导者的特点.     

论教育行政权力的法制边界——教育行政权力边界研究之一

基于依法行政和行政合法性原则,教育行政权力必须遵守法制边界。中国教育行政权力存在逾越法制边界的现象,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是法制不完善,行政责任机制不完善。要恪守法制边界,有必要完善法制,完善教育行政权越界的责任机制,构建理性官僚制的教育行政组织。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论我国行政人员道德责任意识的培育

加强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责任意识,是目前要求中国各级政府切实加以重视并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行政人员道德责任意识淡薄的现状和原因,并提出了加强行政人员道德责任意识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