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非营利组织基层公共服务作用的缺失与加强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应是基层公共服务的积极参与者,但当前西部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服务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运用网络治理理论分析并参考西部地区的实证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西部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缺失主要表现在参与公共服务范围较窄、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方式被动等方面。对此要加强西部非营利组织的基层公共服务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组织自身服务能力建设、改变政府公共服务观念、培育公民社会。     

民间非营利组织优化社会共生关系的行动策略——以s市H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浪潮,使民间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得到较快的成长,为提升自身合法性地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分别在政治共生系统、经济共生系统以及文化共生系统内与政府、企业、高校、媒体等多元主体进行资源互动,以优化自身的社会共生关系。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治道变革

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市场失灵和志愿失更,促使人们把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推给政府.公共物品的提供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投票机制和协商民主等反映出来的,但印使这些机制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需求偏好,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生产方式上因循守旧.同样会导致政府失灵.实行政府治道变革,吸纳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并在生产中采用契约、外包、代币券等市场手段,将是避免政府失灵、促进公共产品提供最优化的重要选择.     

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路径探析

多中心治理理念的深入和民营化浪潮的推动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的失灵使得其参与具有了必要性，而非营利组织自身的优势使得非营利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具备了可能性。为了更好地发挥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就要选择正确的路径推进非营利组织发展。     

从补缺式模式到定制式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战略转型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补缺式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本形态,有效地填补了政府的缺位,为民众适时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在政府逐渐履行其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后,非营利组织在这些领域的角色越来越弱化,需要有一个角色的战略性转型和功能的全新提升,相应的,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渐从补缺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走向定制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方向,其目标就是建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联盟这一理想模式。这种战略性联盟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新体制,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升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通过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方式提升政府回应性水平,进而形成一种战略性联盟,并在此基础上,以深化流程再造方式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服务质量。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三大问题,其原因在于城乡二元供给机制和各级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单一等。因此,应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顺序;厘清各级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职责,建立财权事权一致的投入分摊机制;鼓励与引导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私人参与,形成多元化供给格局;实行大村庄制,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基本结构与发展模式

美国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政府资助、政治赋权、项目化运作以及自组织能力建设四者结合的结果,也同时体现了美国公民传统与现代社区公共服务网络化供给的结合。     

公共服务外包视域下社会组织建设——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要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十分必要。公共服务外包作为一项可行选择,已经越来越多的在各地实践,但作为公共服务承接方的社会组织承接能力不足依然成为制约公共服务外包的瓶颈,为此,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拓宽社会组织生存空间,构建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平台。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非营利组织失灵及三者互动的公共服务体系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非营利组织失灵的共存表明,在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物品活动之中,仅有市场、仅 有政府或仅有第三部门都是不够的,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必须同时包含这三种机制和三种力量。应充分发挥政府、市场 和第三部门三只手的作用,建立新的公民与政府、市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方式,构建充满竞争和活力的公共服务体系,寻 求政府、市场和社会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的均衡点,建立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和互补机制。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民众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断增加民众的幸福感。当前,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需要从加强公共服务的意识与职能转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拓宽有效参与渠道、推进公共服务公平化均等化等方面入手。     

基于公民互助的协同生产——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新模式

发达国家常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适用于我国时遇到一定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公民互助的公共服务协同生产模式.公民并不是单一的、均质的主体,公民内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使公民可以通过互助互惠满足彼此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公民与政府协同生产公共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政府、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依赖.此外,这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不仅具有技术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转变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改善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减少社会失序的风险.     

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思路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是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营造政府与社会的协作机制,旨在使政府的社会管理由全能型政府向提高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职能水平的有效型政府转型。为实现这一转变,应强化服务职能,把服务置于中心位置,以公民利益为中心,以公众的满意度来衡量自身的行为,并不断提高社群自组织能力。     

论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的治理理念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社会成本分析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方式,在现代公共服务的供给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其引发的社会成本也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腐败问题的治理难度加大、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公共服务供给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等。     

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服务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是现代西方国家福利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服务供应,既是拓展社会福利来源,优化社会福利供给的有效策略,也是回应社会组织参与诉求,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北京市的案例研究来看,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过程管理以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困境。     

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社会化体系

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和国家公共服务供给的矛盾，是新时期的突出矛盾之一。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社会化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拓展公共服务外包、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对于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以及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实现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非政府组织必须克服法律环境的困惑、合作机制的缺陷、以及自身因素不足等问题,通过建立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加强自身建设、密切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制定具体的行为方案等路径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物品供给.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公共服务外包风险因素研究

在中央到地方政府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背景下,我国的公共服务外包快速发展。虽然推进公共服务外包对加快政府改革、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等有积极作用,但其实施本身也存在较高的风险。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外包风险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进行定量化评价,分析影响外包成功与否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而从公共服务外包前、外包过程中和外包发生后等三个不同时间阶段,探讨进行外包风险控制的措施。     

公共权力转型期的政府公共服务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推动着政府公共权力由传统的强制属性向契约和服务属性转型,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日益凸显。与公共权力的本质要求相适应,政府公共服务应具备契约性、有限性、公共性及公正性等特征。在公共权力转型期,应该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信息公开体系、创新公共服务公民参与机制以及构建公共服务监督体系来加强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建设。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公共事务的纷繁复杂和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使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关键加入者”。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物品、培养公民精神和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非营利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