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梦的大众认同——基于价值认同的维度

理想要变为现实,必须取得大众的认同,进而转化为实践。对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核心是价值认同,主体是人民群众。中国梦给大众提供了清晰的奋斗目标,其传播具有话语优势,其实现具有现实基础,这为中国梦的大众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对中国梦的认知偏差、理论宣传与实际体验的差距以及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颠覆",给中国梦的大众认同造成了一定障碍。对此,可从共享发展机会、培育核心价值观、构筑精神家园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增强中国梦的大众认同。     

民族精神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认同

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认同,实质上是重建民族与国家的整体目标与价值体系,维系国家的内在统一和社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及意义认同的精神支撑。要建构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促进和谐社会的价值认同,就必须坚持科学理性的认同视野、主体自由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以人为本的道德关怀和保持民族精神的时代性与开放性。     

中国人权的东西方对话与价值认同

期有赴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的出访任务，每每免不了要做“人权对话”，要对相关问题做相对系统的研究和思考，由此，也形成了一些观点和认识，主要的看法是：中国人权的保护与发展的东西方认同，既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认知问题，解决后一方面问题，需要“智慧”，要进行哲学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认同的内在逻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认同具有内在逻辑,两者在价值层面表现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在制度层面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定、具体要求和目标取向。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发挥两者的相互促进效应,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欧洲的新认同政治与欧洲认同的形成

肇始于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经济政治的全方位联盟。然而,欧洲联盟不仅仅是一个利益和目标共同体,它还应该是一个文化和理念共同体,是一个为所有欧洲公民创造情感归属的“精神家园”。而欧洲认同的建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本文试图从欧洲认同感产生、新欧洲认同政治,以及欧洲认同的逐步形成三个方面,对欧洲认同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考察。     

台湾认同的迷思

台湾认同是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没有必要将其过分拔高乃至"迷思化",进而对两岸的和平统一过度悲观。尽管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大幅上升,但是关于统独的政策偏好相当稳定,大部分台湾人在攸关两岸未来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中庸的。认同和民意似乎并没有对台湾当局一些重大的两岸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太阳花"学运和"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的原因多重、复杂,并不意味着台湾认同的激进化或者对两岸交流的完全拒绝。     

欧洲文化认同危机评析

文化认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顺利前行的坚实基础,但因为民族国家的差异性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危机又对一体化产生着负面影响和制约作用,只有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和举措方能促成欧洲文化认同的进一步深化,从而推动欧洲一体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国家祭祖的政治认同

在急遽的社会变迁中,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人的价值重建均尚未成型。公祭、国祭却已在有意无意地依赖国家资本,试图经由国家祭圣祖的模式,再度建构一个新型的政治认同。     

两岸认同从区隔走向重构

近三十年，两岸之间在情感联结和认同建构方面存在着两股相互对立的潮流：一方面，“台湾民族主义”^[1]借助政治操作在岛内兴起，对大陆的敌视情绪时常（尤其是在选举期间）被挑起，加之两岸在观念认同和制度层面始终存在较大差异，使两岸社群的区隔更加明显。有学者甚至认为，两岸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已发生高度的折裂现象。     

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文化认同

对全球化的最有效攻击,通常不是那些与经济学有关的问题.相反,它们是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首先是文化问题.这些观点在1999年的西雅图风潮中浮出水面,并在最近的达沃斯、曼谷和布拉格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     

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命题进行研究和部署,昭示着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破题,即以文化认同,召唤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文化立国"的时代可能会导致中国发生大的变化。     

浅谈如何让员工认同企业文化

企业最高层次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人、财、物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最先进的管理思想是用文化进行管理，因此，企业经营者越来越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塑造，企业文化正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但是企业文化是看小见、摸不着的东西，让不少企业都感觉“虚”，不知道文化建设从哪入手，重点在哪。如何让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知识资本”，为企业创造实际收益，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动力是很多企业关注的问题。     

象征政治与两岸认同的建构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常常发明和使用一些象征，例如标记、符号、仪式、象征物和话语等，通过赋予其政治意义，并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复传播与演练，以此来整合社会、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我们称其为象征政治。象征政治作为意义表述、价值展现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通常构成特定群体共享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背景下，两岸应重视象征政治的建构，通过象征符号、象征物、仪式与话语等的运用，培育台湾民众的共同体意识与归属感，不断强化“两岸一家人”的意识，这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与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

随着冷战的结束 ,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新的因素 ,因此仅仅从权力理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去认识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不够的 ,应当考虑“文化因素”。冷战后的世界 ,权力因素依然重要 ,但权力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却有所下降 ,文化的因素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加大。就是说 ,“文化”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文化一般有“整合”和“认同”的功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整合文化、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 ,是国内人们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 ,其力量的凝聚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 ,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整合。因此 ,这使国际关系学者们重新思考世界事务中“文化”和“认同”的理论地位。     

清初的认同危机与历史重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不无悲观地认为明朝是一个"失败的大记录",这样的大败局不仅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了朱明王朝,还以一种悲剧性的历史惯性影响了明季遗民的身份认同和清初朝野上下的历史重构。某种意义上说,陈永明的《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     

论大国角色的转换与认同

历史上,大国之兴与衰司空见惯。不存在常兴不衰的大国,衰落的国家也可能再度兴起。大国角色不是专属某几个国家的,只要具备条件和时机,其他国家也可以扮演大国角色。然而,大国地位的丧失和取得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它们的认同也不那么简单。不是每个大国在实际上丧失了大国地位后就愿意承认现实的,也不是每个国家在实际上具备了     

化异求同培植共同价值认同携手推进民族复兴——对台湾民主发展的几点看法

上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迈向快速发展阶段，民众文化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中产阶级兴起，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日渐高涨；与此同时，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蔓延至亚洲，面临内外多重压力的台湾当局，不得不顺应潮流进行“政治革新”，逐步开启民主化的进程。从1980年代末迄今20多年时间里台湾“民主化”取得了备受关注的重大进展，但也出现了“台独”思潮泛滥、民粹政治以及形式民主等异化现象，不仅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品质，也对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制造了新的障碍。台湾只有走出意识形态左右的负面选举的迷思，才有望提升民主政治素质，培植台湾社会乃至两岸共同的价值认同，促进台湾的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公众认同视角下共识刑法观分析

面对社会群众对刑事立法未能达成刑法实践共识的局面下,刑事立法难以形成公众认同的社会效果。面对刑法研究中瓶颈,为了使刑法得到公众认同的效果,在刑法实践中,必须考虑公众认同,包括生活利益的重要性和规范有效性,使建立的共识刑法观作为国家促进长期利益的最佳方式。     

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既有的霸权国同后起的新兴大国间,以争夺权力为特征的霸权战争不可避免。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甚至将“和平转换问题”认定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难题。然而,我们对这样的理论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它们对冲突的预测往往过于武断。在近现代史上,英美之间权力的和平转换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出     

集体认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提升话语权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本文认为,建构集体认同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而集体认同的塑造既需要提出创新观念并获得认可;也要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还要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这样才能提高中国话语被各国认同的可能性。另外,中国需要通过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促进认知变化;引领国际制度创新,以开放的态度化解疑虑;通过共同行动促进合作,以实践检验话语权的能力等途径不断加强在制度建设中的能力,从而落实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最后,要重视研究各国社会和人民的心理,促进与各国精英和民众的集体认同,如此才能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