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法理与实践——以条约法为视角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上海公报》确立了指导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战略框架,虽然不构成国际法上的条约,但为建立在《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基础上的中美外交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法理基础和解释依据,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坚持了《上海公报》确立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各项基本原则,构成了国际法上的条约,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和国际法基础,为中美两国确立了在两国关系中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中美双方积极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不仅有助于中美之间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的法律问题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在中美双边投资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资本自由转移和金融审慎条款、国家安全审查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解决等诸多方面的法律问题。在应对这些焦点问题时，我们既要坚持维护国内经济稳定与安全的立场，又要重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力图早日与美国就双边投资条约达成共识，促进中美双边投资活动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条约解释的特点——同国内法解释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国际法上条约解释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条约同国内法解释在主体、效力、客体和方法四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条约解释的主要特点包括:在主体和效力方面,条约的"有权"和"非有权"解释以"主体是否有权力解释"为标准划分,而不像国内法那样同时依据解释的权力和效力来划分;条约有权解释主体所做的解释不一定有法律拘束力.在客体方面,作为解释客体的条约具有"立法性"和"契约性"双重特性,这对条约解释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解释方法上,条约解释中除了运用国内法律解释常用的方法外,还出现了"嗣后实践"解释方法,并在实际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从根本上看,条约解释上述特点的形成,是由国际法体系不同于国内法体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国际法的"分权"体制,决定了条约解释的上述特点.     

论“一个中国”的法理基础

台湾选举及其结果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一个中国原则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美国应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不”承诺 ,即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不支持台湾加入必须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国际强行法作用分析

<正> 国际强行法是国际法上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特殊原则和规范的总称,这类原则和规范由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通过条约或习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并承认为具有绝对强制性,且非同等强行性质之国际法规则不得予以更改,任何条约或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与之相抵触,归于无效。 一、国际强行法的作用 国际强行法的作用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 (一)国际强行法的直接作用     

论投资条约中的“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兼论我国在中美投资条约谈判中的立场选择

"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是投资条约对投资定义和条约适用范围的主要限制之一,亦是目前中美投资条约谈判的重要争论点之一。对于该要求,欧式投资条约和美式投资条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欧式投资条约对于该要求有明确的规定且主要表现为定义条款规定模式、非定义条款规定模式以及并列条款规定模式,而美式投资条约则没有对该要求作出规定。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是投资条约对投资合法性的要求,"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与仲裁庭的管辖权密切相关,诚信原则是判断投资合法性、确立"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重要标准。基于我国在国际投资领域角色的转换,在中美投资条约谈判中,我国不仅应当在条约文本中以定义条款规定模式对"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作出规定,而且应当根据条约文本中有关"投资准入"这一前提问题的规定,对"符合东道国法律"要求的规定作出适当的调整。     

医生收取患者“红包”行为的法律认定

医疗领域一直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重灾区，法学界对与此相关的各种法律问题也纷争不休。而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医务人员收取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回扣”行为的法律认定：另一个是医务人员收取患者“红包”行为的法律认定。随着“两高”《意见》的出台，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对第二个问题的争议依然存在，对此种行。为的定性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此种行为不构成犯罪，属于职业道德调整的范畴：二是区分医院的公、私性质分别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三是不考虑医院的公、私性质，统一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美国劳资争议处理制度及其借鉴

美国的劳资争议处理制度 ,主要包括不满申诉制度和集体谈判制度 ,它适用于不同性质的劳资争议。其基本特点是依纠纷性质不同建立不同的处理制度、突出劳资双方的协调一致性、维持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性和确定集体谈判的突出法律地位。这些对完善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双边投资条约冲突条款研究——兼论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冲突条款的完善

双边投资条约所体现的"国家—投资者—国家"的特殊"三方"关系,决定了双边投资条约冲突条款具有特殊内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及相关习惯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双边投资条约冲突的解决,制定专门的冲突条款成为解决双边投资条约冲突的必然选择。2004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制定了大量的冲突条款来解决各种类型的条约冲突。改变以更优待遇条款代替冲突条款的落后方式,是我国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投资法律环境和国际法不成体系状况,以及便捷、高效解决投资争议的迫切要求。     

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

学界对于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地位以及"应当参照"的规定存在争议。为此,应首先来夯实法源的理论基础即法源双层构造论:就法源性质论而言,法律渊源是司法裁判中基于制度性权威并具有规范拘束力的裁判依据;就法源分量论而言,法源拘束力的大小同时受它在法源等级序列中的位置以及依据实质理由偏离它的难度的影响。因最高法院拥有法律解释的制度性功能、法律规范的复合型确证授权以及试行立法的制度性实践,指导性案例已成为司法裁判中基于附属的制度性权威并具有弱规范拘束力的裁判依据,具备"准法源"的地位。同时,指导性案例的分量低于制定法与司法解释,并受诸多现实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欧洲法院的预先裁决制度及其启示

一、欧洲法院的基本情况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最高司法裁决机构。欧洲法院以欧盟法律为准绳,负责维护欧盟所有决议的执行,保障欧盟法律得到尊重,对欧盟的条约和规章做出终裁性解释,对在执行欧盟条约和有关规定中与成员国同类规定相矛盾的各种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决。     

论对发展中国家参与投资条约仲裁的援助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在为其营造稳定、透明投资环境的同时,为投资者利用条约仲裁条款挑战东道国政府提供了创新性的争议解决模式。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参与投资条约仲裁的经验,并且没有能力支付雇用外部律师的昂贵费用,投资条约仲裁的合法性受到威胁。投资条约仲裁法律援助中心的建立,可以为发展中国家获取法律权威资料和法律专门人才提供便利,以使其能有效地应对投资条约争议的申请。     

仲裁程序的合并与现代国际商事仲裁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当事人愿意选择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已取得了当事人的广泛接受,但与诉讼相比,就其本身的法律性质而言,在某些情况下依然只是一种较次要的手段,尤其是在争议涉及到多方当事人时,其法律权威性受到了一定限制。通常,仲裁条款包含在双方当事人的协议中,只规定在双方间产生的某些争议须通过仲裁解决,而实践中常常存在着与此类争议有密切关系的第三方,如代理人、供方、从合同当事人或其他人,由于他们极少、甚至根本未打算参加仲裁程序,因此,对双方当事人的裁决生效后自然对他们没有拘束     

乔冠华智斗基辛格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中国之行震惊了世界。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和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受命共同起草《中美联合公报》（下称《公报》）。     

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的条约依据评析

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列岛与《马关条约》无关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作为国际协定,虽未出现"钓鱼岛"的字样,实际上确定了钓鱼岛的地位和主权归属。《旧金山和约》对中国没有拘束力。《归还冲绳协定》的基础文件乃至归还主体、方式和范围均违背国际法,应归于无效。美国向日本移交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违反了国际条约,是非法无效的行为,日本并不因此享有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公然违反国际法,凸显出钓鱼岛主权之争法律解决方法的紧迫性。美国擅自处置琉球群岛之归属,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在国际法上难以成立。     

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或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国际法中证明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并普遍适用的规则已经存在的证据和表明这种规则效力的法定形式。本文主要从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来阐述国际法渊源,并拓展到确定法律原则的辅助方法和国际组织的决议。     

论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由“袁宏伟案”说起

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主要是指跨国绑架和跨国诱骗。这类措施的采用虽然可以绕过引渡合作的法律障碍从境外将被通缉人员捉拿归案,但却可能有损相关国家的法制或主权、侵犯相关当事人的人权,因而在法律上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或者有争议的。美国设圈套将中国公民袁宏伟诱骗到英国实行拘捕并启动引渡程序的做法,不仅使得中国公民因脱离中国法律的保护而丧失了基本的自由权,同时也是在有意规避中国法律的强制性的禁止规范,并对中国法院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造成了干扰,是对中美司法合作关系的损害。     

从国际法看美国《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互相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的长期不正常状态,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新时期。回顾30年来的历史,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曲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美国对中国实行了政治孤立、军事包围、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的反华政策,致使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中断了30年之久。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长期努力,1972年2月27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回顾了两国之间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政府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方面     

TRIPS协议公共利益原则条款的含义及效力——以TRIPS协议第7条能否约束其后的权利人条款为中心

TRIP协议第7条规定了TRIPS的5个目标: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传播、技术知识的生产和使用、社会和经济福利、权利义务平衡。对该条的含义、效力、适用范围等问题存在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该条解释性价值与序言中的任何规定相当,对其后的条款没有约束和指导效力。从国际条约的表述结构、文义解释、WTO案例指导和适用、国际技术贸易的客观要求等方面来理解第7条的效力与含义,并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遵守、解释、失效之规定,可以看到:TRIPS乃有效条约,对其各成员有拘束力,必须善意履行;TRIPS第7条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指导效力,具有整合TRIPS条款的重要地位,是对与TRIPS的一致性进行评估的重要依据之一。     

国际商事仲裁与国内法院关系的新趋势

在传统法律原则上,仲裁作为民间机构以第三者或中间人身份对双方当事人间的争议作出判断或裁决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虽然具有法律性质,但其法律权威性是有限的,尤其在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出来。仲裁受到法院的严格监督,法院可以撤免有问题的仲裁员;有权撤销仲裁协议;同一争议即使仲裁管辖在先,只要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法院也可排除仲裁管辖;有权对裁决进行审查并有权撤销错误的裁决。这种关系导致法院对仲裁的干预较多,使得仲裁的权威性大受影响,在国际商事仲裁方面,则给当事入带来不便,使双方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