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话语、修辞:政治科学中建构制度主义的三重取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近期的发展受到社会学、语言学较多影响,在处理结构和能动性关系问题与制度变迁的内生解释问题时更倾向以建构性而非结构性或因果性的动态视角思考相关理论命题和动力机制。建构制度主义以此为契机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兴流派,但其内部包含各异的研究取向。通过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的有益成果,汲取社会学、语言学特别是组织理论的洞见,建构制度主义能够将观念、话语、修辞进一步内化为其理论演进的关键取向。     

新制度主义：理论评述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制度研究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经历了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演进。在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理论极大地激发了教育研究和政策分析领域中学者们的想象力,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教育管理学者的关注,推进了在教育组织研究中的应用。本文对新制度理论及其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文献评述。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既对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制度有所批判,又对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和社会课需关注制度等基本理论和术语有大量借鉴与吸收,在政府管理、行政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分析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推广。本文就将对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研究成果和对传统理论的发展进行论述。     

历史制度主义:从“制度回归”到“路径依赖”——兼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在批判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缺陷和吸收其优点以及传承旧制度主义核心要素的基础上,提出和推行一套新的研究理路,即从历史中探求制度的起源和变迁的不同过程,以制度为核心考察历史、分析历史,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效。历史制度主义尽管产生和成长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和学术环境,但总体来看,其对于中国政治学者研究和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局限与应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理性选择的视角理解政治生活与政治制度,其制度变迁研究受到理论资源的深刻影响。理性选择理论是该流派的理论内核,塑造了制度变迁的典型解释,后者具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集体利益导向、忽略观念性因素、低估权力不对称等缺陷。理性选择理论的修正、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的引入则催生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解释,在不同程度上克服了典型解释的缺陷,并提升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非正式制度、制度演化、内生变迁的研究潜力。未来的研究必须处理好制度功能与制度生命力、理论内核与理论边界的关系。     

制度与组织——新制度主义对组织理论的探索

在组织研究上,新制度主义的成就是推进了组织产生、维持与扩散的探索,深化了组织理论对环境的分析,发展了组织变迁研究;局限表现在太强调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限制,组织研究范式的＂不可通约＂,缺乏个体组织或微观制度机制的分析,不能准确解释社会背景对制度扩散的影响;在将来,新制度主义在理论建构上具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中层理论＂是必要的研究方向,国家一社会框架等是三个主要的研究主题。     

政府信用的社会学本质与政府信用重建：新制度主义视角

政府信用是一类特殊的制度信任,其本质是政治合法性.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角度看,政府信用缺失的直接原因是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根本原因是政府信用制度的缺乏;政府信用的重建必须坚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     

法经济学的两条研究路径

本文首先从法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梳理出其两条迥异的研究路径并分析其成因,据此澄清学术界在法经济学范畴上以偏概全的偏差;其次,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纲领比较的视角分析这两种研究取向,指出其分别具有的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属性,并将之称为新古典主义法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法经济学;最后指出当前应该大力加强对后者的研究,以增加我们对法律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理论的认识。     

新制度主义国家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之比较

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探讨国家问题 ,形成了独特的国家理论 ,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和目的 ,国家与产权及制度变迁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稳定性等问题。本文试从以上几方面介绍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比较分析。     

效率与公平的两种解决方案——对新制度主义与罗尔斯的比较

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新制度主义与罗尔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新制度主义认为,有效地保障私有产权制度将会带来效率,但是,公平问题影响效率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而,新制度主义走向了对意识形态的求助,认为意识形态如果能够使人们接受现存制度是公平的,就不会因公平问题而影响到效率。与新制度主义不同,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通过设定"无知之幕"下的个人选择而在理论上解决了公平问题,从而为效率的实现扫清了障碍。但是,罗尔斯的证明仅限于理论,对于20世纪社会治理的实践却鲜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