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和世界秩序重塑下解读中国梦

本文旨在通过建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理论来理解和解读中国梦。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正以"相互依存式主导权"重塑着当今世界秩序。"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理论主张现行世界体系的主导权结构,包括价值、财富和体制应与新兴世界秩序相互依存、共生。当前,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结构性松动,现行世界秩序下的主导权体系需要依靠新兴国家的制度供给才能满足其对合法性护持的需求。尽管"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并非以单一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为国际政治权力的核心,也不追求在单一国家或国家联盟基础上的普世规范和价值,更不试图凭借新兴国家的制度供给形成替代性的主导权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导权的缺位,而是以一种"相互依存"的形式存在于世界秩序中。在"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视角下解读中国梦,必须跳出中国的层次探求中国梦的内涵和实质,即中国梦同美国梦、欧洲梦一样,均已超越了"自我的梦"而嵌入地区和世界政治变迁的过程中,成为世界秩序演进的一部分。     

中美对外经济行为特征及其比较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单边利益,在对外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强力手段,成为影响世界发展与稳定的巨大变量。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努力推动合作共赢的经济交往方式,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常量。从世界秩序、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对外经济行为特征差异背后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即在世界霸权秩序难以为继、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困境、美国意识形态失去引领力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依然固执地追求美国霸权、资本主义主导地位和单边狭隘利益,目标的错位与手段的不足促使其更多地采取强制性手段开展对外经济交往;中国则顺应历史前进逻辑和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塑造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探索合作共赢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济交往方式,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

美国金融体系2008年发生的崩溃,到今天已转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该如何定义这次震撼世界的事件?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把社会看作由走向均衡的总趋势所主导,危机和变革只不过是暂时偏离了正常的、有序统一的体系的稳定状态。但是,社会学家并不会这样无动于衷。我不会把我们当前的苦恼解释为基本的稳定状况的一次性失调,而会将"大萧条"和随后的公共     

一个重新想象的世界——为什么一战应该比二战告诉我们更多

1914年爆发了一场战争,而1814年建立了一种秩序。1914年并不是政治家们试图建立或孕育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年份,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任务;它反而是一个广为接受的秩序四分五裂的年份。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就是重塑并强化1989—1991年关于冷战的局部协定以在战争爆发之前在主要国家间形成一种新的平衡,而不是坐等危机、冲突及后果。出于这一原因,1814年比1914年或1919年更具指导性。本文总结了维也纳体系和一战后的欧洲协调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秩序作出了展望。     

世界秩序内在结构的要素分析

要探究世界秩序的发展规律,从而为世界秩序的现实创建、维护或变革活动提供理论指南,就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世界秩序的内在结构。现代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具有独特结构的系统。系统分析方法对于解析世界秩序的内在结构无疑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曾经精辟地指出,世界新秩序必须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世界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相互作用的手段是什么?它们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战后70年“世界秩序之争”的对话

<正>世界秩序之争的背景与缘起今年是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后70年来,世界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这些变化的焦点是什么?●1945年以来的70年期间,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民族民主运动"("非殖民化")、"冷战"、欧洲一体化、苏联解体、经济全球化、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中国"崛起"。这些大事件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国际(世界)秩序的演化。1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世界秩序是焦点之焦点     

关于全球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关系的对话

[编者按]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剧烈激荡.对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持乐观或悲观态度的人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民族主义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当今这个纷乱的世界上,如何处理全球化、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中,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将如何维护?这些问题无疑将对国际关系以及我国的内政外交产生极大影响,对之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本刊记者彭萍萍采访了长期从事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国际问题专家庞中英博士.     

基辛格的世界秩序思想分析

世界秩序是基辛格一直关注的问题,他理解这个问题的两个角度是"均势"与"革命"。前者是基辛格理想的现代世界秩序状态,后者是这种秩序状态在现代面对的最大挑战。均势秩序依赖现代西方对人性的特殊理解,并在这个观念基础上延伸出国际制度和国际协调方式。而现代民主革命既对均势秩序构成严峻挑战,又在思想根源处与其保持着联系。面对二者的张力,基辛格选择利用均势秩序的内在普遍性和外部形式性特征去克服革命撕裂世界体系的危险。这种理论努力凸显了基辛格思考的整体方向,即如何在某些国家怀有彻底改变世界秩序意图的多极体系中,让均势继续能够作为多方可以接受的秩序选择。这既是基辛格思想的当代意义,也是其思想的困难所在。     

海湾战争的性质和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构想

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虽然还称不上是一场世界大战,但就其在国际社会新旧格局交替这一时期发生所造成的影响来说却具有世界意义。一方面它几乎牵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另一方面现在战争虽然结束,但这场战争对未来世界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世界格局和未来世界秩序的建立。     

如何在国际格局转型变化中把握和平发展大势

2016年以来,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历史时期,国际格局—秩序转型提速、深化,全球化遇到波折,多年累积的深层矛盾正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和平崛起并未因经济下行而减速,继续成为格局转型—秩序塑型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而面对美国这一中国外交因素中的重中之重,中国在交出了2016年良好对冲答卷的同时,也有信心在美国新当选总统任内继续稳定中美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压舱石和世界秩序的稳定器。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亚太地区秩序演变

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制造打压和孤立中国的集团政治生态，但当前中美关系并非“冷战模式”，不会升级为经济隔绝情况下两个平行的军事联盟体系和意识形态阵营的直接对抗。亚太地区秩序走向更多取决于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互动，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并成为地区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为地区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大力量，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     

冷战结束之后的韩中日关系

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政策性地结束冷战”,进入90年代转变为“结构性地结束冷战”。形成冷战之根本原因的体制的差异、观念的差异大部分已消失。冷战后的世界已将市场经济的普遍化视为发展的原动力。长达半世纪统治世界安全保卫秩序的冷战的解除,使得各种各样的后遗症的产生成为可能。对于新的世界秩序,乐观和悲观的态度正尖锐对峙着。冷战后的现实又表现出对两种理论既肯定又否定的两面性。     

“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

中国传统天下秩序是一个被误读的"世界秩序"。从主体层面而言,传统的中国王朝不能被称为帝国。从生成与演化角度而言,天下秩序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双重特征,它基于中国王朝的想象,但最终演化成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从结构层次而言,天下秩序并非呈现完美的同心圆结构,内亚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构成对天下秩序的对抗性共建,海外朝贡国和中原王朝对其构成认同性共建。与历史经验相对照,当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构建以中国为主体的世界秩序层面存在许多难题。     

美国软实力政策的变化:从小布什到特朗普

软实力是一套维护世界秩序的话语,它的合法性依赖于全球化、民主促进和人道主义。本文对乔治·W.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的软实力政策进行了总结,探讨了美国软实力的三种模式及其未来发展。作者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不应当以军事或经济硬实力为世界带来战争或贸易摩擦,而应当更注重发挥软实力的作用,更多地强调人类合作、多边主义、相互尊重和文化多样性。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从国际秩序到全球秩序:一种思想史的视角

国际秩序经历了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向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转变,呈现从自然法秩序到国际法秩序,进而到万民法秩序的转变轨迹。在此过程中,思想家们关于国际秩序争论的核心是国际秩序的正义问题,从学界关于国际正义秩序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支撑国际秩序的正义基础正发生变化,全球公共领域替代国家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未来国际秩序将日益呈现为一种既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义,也包括人与人之间正义的全球秩序。     

财富增长与“遏制中国”

转型是一个以宪政秩序为核心的国家重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稳定的宪政秩序是转轨的最后目标。建立在稳定的重建后的宪政秩序上的经济增长,是稳定的经济增长,而宪政秩序重建中的经济增长,就是转型性增长。在宪政重建基础上的外交革命,是中国应对外界遏制的一种选择。     

论法秩序之建构与维系

社会秩序表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法律具有建构、维系社会秩序的价值,以法律建构并维系的社会秩序为法秩序。传统中国法秩序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建构,注重皇权至上、集体本位,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近代西方法秩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注重保障个人自由。当代中国并未形成稳定的法秩序,原因主要在于我们仍深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但传统思想却不再能维系社会稳定,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我们又只学皮毛而不学其法律精神。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法秩序的建构要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几个方面做起。     

亚欧会议进程与两地区关系的未来

本文主要分析在亚欧会议(Asia—Europe Meeting,简称ASEM)上亚欧对话与合作关系的发展过程,探讨日本的ASEM外交,并对两地区关系的未来进行展望。在世界秩序以两国间或地区内的合作以及联合国所代表的世界性机构为基础的今天,探讨像ASEM     

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的北约角色

北约在冷战结束之后先后提出建构欧洲安全秩序的一系列设想,例如以合作和对话为主导的建构方向、扩大北约联盟体系、建立多元合作下的欧洲—大西洋区域安全秩序、共同抵御非传统安全挑战等。在实践中则力求加快机制改革以及自身实力建设、以东扩传播北约的安全理念和价值观、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北约上述设想及其实践取得一定进展,其集体安全精神与共同安全理念获得广泛认可,北约和欧盟成为欧洲两大支柱,欧洲缓和形势得以延续。但是,上述设想及实践并未摆脱单边主义思维的制约、在政策与实践中存在诸多错位、以对话协商之名行竞争与对抗之实、应对欧洲多重安全威胁不力,过多倚重军事而缺乏政治、经济与文化关注。同时,本文认为,未来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从长期看会由乱生治,其有序与合理之处将凸显,并将呈现条块化与多层次结构,其外向型横向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