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NGO参与社会福利为何困难重重——体制层面的分析

对于当今中国公众而言，NGO一词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我国各类NGO活跃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慈善事业等领域，成为社会福利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成了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同国外相比，我国的NGO发展尚不成熟，其赖以生存制度环境依旧不稳定。我国NGO管理体制上的瓶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NGO的进一步发展。主要从体制层面分析我国NGO参与社会福利过程中的阻力，并寻求解决途径。     

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环保NGO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在全社会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和多元治理的今天,政府、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不仅急需对自身角色进行清晰定位,更要实现符合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多元共治。在环保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的NGO类型,甚至一度在生存环境、组织能力较不成熟的情况下,超长发挥对生态环境正向保护、支持、引导的作用,树立良好形象。而公共危机作为风险社会中最为紧张、各社会利益主体最易达成"公共理性"的境况,在强调时间、空间、社会共同逻辑作用的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分析NGO与其他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对政府、NGO等发展均有着良好的助力、借鉴作用。     

美国NGO组织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笔者在参与市委组织部的“都市计划”班赴美学习中，对美国NGO组织的发展规模及其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广泛性和能力，留下深刻印象。本文就美国NGO组织的发展经验，及如何借鉴其经验促进深圳NGO组织发展等问题展开论述。     

看NGO何以参与社会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也同时进入了社会分化时期。社会已经出现广泛的利益分化与阶层多元化,代表各阶层利益的团体组织NGO的出现为社会治理①带来了新局面。一个稳定和优化的政治体制在能够满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还应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同时"有限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为NGO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有利环境,并且面对利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长,而很多小矛盾更会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等一些问题,政府的刚性维稳手段明显不足,这些现实都倒逼社会管理方式的改革。从NGO何以能参与社会管理这一视角分析,得出社会治理多样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     

大学毕业生加入NGO的意义及可能性探讨

NGO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与政府、企业并存的社会三大组织。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它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直接影响是知识贬值、人力资源浪费;间接影响是影响民生、影响人们对消费和教育投资的态度、影响和谐社会构建与"十二五"规划的完成。把过剩的大学生劳动力引入到NGO中去,以便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就业,缓解我国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因此NGO的发展对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NGO参与劳资关系治理:理论演化与研究述评

劳资关系治理理论演变路径揭示,劳资关系治理主体日益走向多元化,NGO参与劳资关系治理顺应这一趋势。关于NGO的作用效果与机制,已有文献研究表明,NGO对劳资关系改善具有许多正面影响,与工会、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产生相互作用,NGO的参与为劳资关系治理开辟了新的路径。     

“伞状结构化”及其基础上的专业化——法国第三部门经验对中国NGO发展路径的启示

中国第三部门还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其专业化水平不高。法国第三部门的"伞状结构化"及其基础上的专业化对促进我国NGO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第三部门"伞状结构"的构建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一是NGO的身份合法化,二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分离,三是对具体NGO的活动领域和功能有明确的界定和划分。在前提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政府要积极有为、适度引导,建立有利于第三部门伞状结构发展的政策环境。首先,政府需要进行自身的机构改革;其次,政府要负责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框架;再次,政府无须强制执行而是积极引导NGO自发形成这种伞状结构;最后,在构建伞状结构的同时,政府要出台一系列的扶植政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等,帮助联合会建立符合自身需求的支持服务部。     

建立和完善我国NGO监督机制--基于"多元共治"模式的构想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NGO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NGO缺乏外在硬约束,我国现行NGO监督机制存在明显问题1、外部监督立法不完善2、政府监管体制不合理3、社会监督乏力4、组织自律不够.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一样,外部监督机制的缺陷会导致NGO公共责任的缺失,因此,NGO的监督应实行多元共治的监督模式     

环保NGO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责任机制

环保NGO是公众参与环保的载体,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着监督、宣传与资源整合作用。本文分析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与建设意义,以及环保NGO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指出环保NGO具有环保监督、协调社会矛盾、环保倡导宣传等责任机制,最后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发挥环保NGO功能的路径方法。     

实现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由冲突到和谐的路径选择——基于长三角社保一体化实践的思考

基于城乡二元格局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我国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因利益与体制双重障碍而频现冲突,这不仅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且延缓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化建设进程。基于欧盟社会保障立法冲突协调机制的成功经验,以及长三角社保一体化进程中所形成地方立法冲突协调机制的实践,我国应以"制定地方性法律选择规范、构建‘法治型’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协调机制、建立立法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公民有序参与机制"等为基石,开辟社会保障地方性立法由冲突到和谐的科学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从实践“三个代表”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阐述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辩证统一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鲜明地反映了时代进步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要求,为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