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比较优势与政策选择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以制造业为主的部分在华企业逐步将产能转移至生产成本更具优势的东南亚国家,由此开启了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序幕.对比发现,尽管当前东南亚在人力和物料成本方面较中国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仍存在诸多短板.鉴于域内国家经济水平和承载能力有限,未来产业转移如何影响地区整体产业发展与经贸合作,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与各国的互动模式.可以预见,新一轮国际产业进程将在后疫情时代的亚太经济复苏中延续,并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参与其中并扮演关键角色的中国而言,应当审慎评估区域发展合作形势并精准施策,在不断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平台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国家基于优势互补的产能合作,着力构建更具风险抵抗能力、集约化和协调性更强的区域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转移良性发展并惠及各方.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东南亚经济

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打破了东南亚持续向上的经济走势,给东南亚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疫情不仅使东南亚经济遭受重创,也加速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转型,使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疫情助推了东南亚数字经济的发展与转型;疫情下全球产业链的分散与重组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东盟新四国将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东南亚各国企业转型升级加速并出现新趋势;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在众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下,东南亚经济也将面临增长放缓的压力和各种区域问题的挑战.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将对中国—东盟经贸关系、中国对外战略以及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东南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困境与机遇

从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分析出发，本文展示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被动依靠国际产业转移推进本国产业发展的“天花板”现象：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难以突破区域前沿水平的40%,且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越来越难以实现制造业生产规模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转而依靠低端服务业的繁荣来吸收大量富余劳动力。历史经验表明，要突破产业升级“天花板”并维持制造业增长，需要政策制定者超越简单吸引外来投资的政策安排，转而战略性地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的机会以发展本土制造业。但是，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权力不对称限制了相关政策供给，而更具竞争性的政体与分散的国内利益结构又抑制了对相关政策的需求。与一些批评相反，来自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跨国产业合作与经济理论创新为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制造业发展动力。     

对1993年亚洲“四小龙”经贸的评估

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积极向东南亚国家投资,从而加速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1992年起“四小龙”的投资趋向出现了新的变化,香港和台湾企业大举转移中国大陆,南韩与中国的建交强化了双方的经济关系,新加坡则大力支援越南的开放体制,从而使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连动局面。不过,“四小龙”本身也面临劳工不足,工资上涨,物价腾贵等问题。     

中国沿海外商直接投资外移趋势分析

受外商投资区位优势加速变迁,国际经济环境剧烈变动,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争夺日趋激烈等因素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FDI大量外移。减少FDI向国外转移,促进其向内地转移,既有利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结构升级,又有利于推动内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促进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FDI内移,必须正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避免工业化进程中好高骛远,选择内地区域中心,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拓展产业链条,降低外商投资内地的综合成本。     

中国与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核电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力量,中国和东南亚在清洁能源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战略合作,为全球能源转型做出重要贡献.近年来,东南亚核电增量需求旺盛,中国核电发展势头强劲,为双方核电合作提供巨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和东南亚核电合作不仅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前景乐观.然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核电合作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东南亚的核电开发仍处于早期阶段,中国核电走向东南亚面临不确定性多、政治风险大和国际竞争激烈等严峻挑战.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制定东南亚核电市场开发的长远战略目标,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妥善处理与其他核电出口大国的关系,为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和能源低碳转型注入活力和信心.     

经贸与移民互动: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兼论近20年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原因

近20年来,有约250万中国新移民涌入东南亚.除中国与东南亚政治关系的改善、中国放宽出国限制和国内劳动力大量过剩等引发移民的因素外,推动新移民涌向东南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与东南亚经济整合的飞速发展.双方经贸额激增、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援助和承包工程等,推动了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为中国新移民提供了大量谋生和发展的机会.     

试论台湾与东南亚关系的现实基础、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

台湾和东南亚的关系与两岸关系及大陆-台湾-东南亚国家三方关系的互动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大陆实力的增强,因两岸关系对立而产生的东南亚国家不得不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选择的政治难题已经消失,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先导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更从客观上弱化了台湾单独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政策效应.由于以"东盟+n"方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将导致两岸关系的恶化和多方关系的复杂化,因此,台湾直接参与已经开始实施的"东盟+中国"合作框架将更有利于台湾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各方关系的协调.     

菲律宾逆向应对中国入世和CAFTA的举措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介绍菲律宾政府与商界对中国入世和CAFTA的看法,以及菲律宾政府所采取的逆向应对举措,并从菲律宾的"逆工业化"过程的特点,制造业滞后发展与中小企业惧变,菲律宾政府与商界关系的变化与互动,菲律宾政治的特点以及21世纪初期菲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等角度,作了深层次的原因探析.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变化

九一一事件后,出于安全的需要,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加强了反恐合作,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也有所加强.美国利用反恐使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有所扩大,但东南亚地区原有的大国平衡关系没有受到影响.今后五至十年内,恐怖主义仍将是影响美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基本因素,东南亚国家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但不会让美国肆意妄为.     

菲律宾海洋产业的现状、发展举措及对中菲合作的思考

菲律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其海洋经济潜力并未完全发挥,这是由资金投入不足、科技研发落后、海洋管理机制碎片化等多种因素导致的.近年来,杜特尔特政府双管齐下,在加强国内海洋治理的同时大力拓展国际合作,以提升本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菲律宾发展海洋经济的新举措为中菲海洋合作提供了机遇,在对菲继续开展援助性渔业合作的同时,中国可重点投资邮轮旅游业、以菲律宾国内市场为主的船舶制造业和港口建设等.研究菲律宾海洋产业现状与发展举措,对中国开展与东南亚各国的海洋合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9O年代东南亚与台湾的关系

东南亚与台湾的关系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及涉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90年代,台湾当局和东南亚国家的刻意互动,使双方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全面提升,这种提升既与冷战后国际局势变化的外因有关,也与双方的内因演变以及各自的基本考虑和政策紧密联系.今后,双方关系的某些方面(比如经贸)可能还会有所加强,但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难以突破现有框架而走得太远.     

韩国产业的主要课题与今后产业结构变化的方向

一国内外经济、产业条件的变化与韩国产业的主要课题1.国内外经济、产业条件的变化(1)向知识经济转移由于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趋于数码化和网络化,正在向知识信息化社会转移,作为新技术包括IT在内,生命工程以及纳米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且新技术之间的融合化现象正在深化。与此同时,随着向知识经济转移,知识、信息、技术正在上升为竞争的核心因素。即,比起价格竞争力,更加重视技术能力、商标、新产品开发能力等无形资产的竞争力。不仅是技术开发,构筑国家、区域、产业的革新系统也变得重要起来。(2)世界化、区域化、地方化的迅速发…     

浅议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贸易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出口贸易上的关系 ,一直是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根据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范式———“雁行模式”和“贸易竞争关系模式” ,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目前有一些学者 ,特别是一些国外学者比较倾向于用后一种模式来解释。这种解释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一定道理 ,但若仔细分析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出口结构及决定各国出口贸易的因素 ,就会得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更大程度上属于产业和技术引进的合作关系。良好的东亚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是该地区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前提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不存在 ,也不应该存在货币贬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中国在九十年代初进行的外贸与汇率制度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根本不具有相关性 ,构建东亚地区贸易及货币协调机制是东亚地区寻求经济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     

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     

从双边到多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新冠疫苗合作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始终视东南亚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东南亚成为中国疫苗海外合作的重点区域.中国疫苗是东南亚国家可在短期内大量获得且价格适中的疫苗,但有的东南亚国家出于地缘政治、文化适应和疫苗安全等顾虑,更倾向于采购欧美国家的疫苗,或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获得疫苗.因此,中国疫苗在东南亚并不占主导,甚至被某些国家完全拒绝.在东南亚疫苗供应中,虽然多边机制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双边购买与捐赠依旧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疫苗合作的主要方式.为了消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疫苗的短期和结构性顾虑,多边合作机制应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疫苗合作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需高度重视疫苗的文化适应问题,适时公布更具说服力的疫苗临床试验数据并"讲好中国疫苗故事",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新冠疫情下东南亚区域机制化合作新进程探究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团结协作共同抗疫,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造成的"东亚悲剧"阴影对东亚区域仍产生消极影响,但东南亚国家能够超越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区域主义",积极推行"开放区域主义"的合作理念.运用超越"雁形模式"的"平轴模式"概念,可以更好地解析东亚国家强化区域认同,加强互信互助,推动联合抗击疫情的制度化区域合作进程.而泛东亚的"胡桃模式"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盟+中日韩"合作内核机制及其与区域外重要国家协调的外壳机制构成的双层跨区域合作的复合型框架的建构.在共同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美两国应建构一种"双核模式",以防止滑向冲突,积极地相向而行,共同管理好太平洋这台巨型电脑.新冠疫情中的种种乱象预示着西方主导的平面全球化行将终结,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区域的机制化合作将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区域的聚合,促进世界形成区域间相互连接与合作的立体性网络化全球社会.     

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演进:路径选择与结构优化

本文以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为基础,从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演变轨迹与路径选择两个维度出发,探讨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特点和优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所造成的结果--产业结构优化与层次分化。最后,结合次贷危机后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出现的新变化,文章提出东南亚各国应当根据各自在区域内的产业发展层次进行战略设计,推动产业结构再升级。     

金融危机以来东盟-日本关系的变化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东盟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东盟与日本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二是东盟的日本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欢迎日本在东南亚的政治与安全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东盟-日本关系中增加了中国的因素,使日本产生了中国在与之争夺对东南亚主导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