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越战略伙伴关系及对我国的影响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印度和越南不断加强两国间的合作 ,双边关系逐步向纵深发展。两国虽未正式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或签订相关协定 ,但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在印越间已经形成。一、印越战略关系的主要内容一是政治上联系加强 ,外交上相互支持早在 5 0年代 ,印度和越南在尼赫鲁和胡志明时代就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友好关系。冷战时期 ,同作为前苏联的盟友 ,印越两国是“亲密的朋友” ,80年代 ,印度在柬埔寨问题上偏袒越南 ,越南则在中印边界争端上支持印度。冷战结束后 ,两国相继调整外交政策 ,高层互访频繁 ,在稳固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 ,逐步建…     

越南战争:历史评述与启示 --越南抗美战争30周年胜利纪念

越南战争主要是由美国插手干涉所引起的.美国对越南和印度支那的介入和干涉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第一次印支战争中,美国扮演外来干涉者角色,而在第二次印支战争中,美国则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充当了主要侵略者的角色.在"多米诺骨牌"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政府所奉行的遏制"共产主义"、阻挠越南统一的政策,点燃了侵略越南的战火.越南战争带来巨大后果和深刻影响,它给予人们多方面的启示与教益,正确总结越南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印关系-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国与印度都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是新兴的大国.两国关系既有一般意义上大国关系的特点,又具有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两国都希望利用现有的国际环境保证本国发展;两国都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两国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危害别国的利益.因此,中印关系不会对国际稳定和安全造成威胁.印度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处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三个层面,具有特殊意义.     

试析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高度重视与中东的关系,经常出访中东地区。频繁地访问中东,说明了日本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日本与中东关系的密切和深厚。安倍第二次内阁期间,日本与中东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关注中东和平问题解决、政治与安全保障问题、能源合作、地区与全球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日本深化与中东关系的动因有:确保能源安全、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彰显日本大国影响力、展示文化教育等软实力、奉行平衡外交、居间调停等。鉴于日本自身与地区和国际形势等多种复杂因素,今后继续深化与中东的关系,日本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与挑战。     

印度的外交战略及其在大国关系中的博弈

本文从国际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入手,分析了印度的地缘战略形势和印度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阐述了印度的外交战略、外交理念上的"不结盟"与外交实践上的务实性和全方位性;并分析了印度在美、俄、中等大国中的关系以及印度的外交战略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亚欧关系的历史跨越--从日内瓦会议到亚欧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两极格局下两大阵营抗衡对峙过程中召开的和平协商会议,是大国较量的另一"战场";亚欧会议是冷战后和平与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东西方对话合作论坛,并逐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机制.从日内瓦会议到亚欧会议的历史昭示是,和平协商与平等对话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今年10月河内第五届亚欧会议,为亚欧会议更具有活力、更富有成效作出了贡献.     

孟加拉国多元平衡外交的历史向度、现实考量与前景展望

孟加拉国自1971年独立以来奉行“平衡外交”策略。孟加拉国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被称为“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推崇的“友及四方,不存恶意”外交理念和把孟加拉国打造成“东方瑞士”的外交定位对该国后来的外交政策制定产生深远影响。独立50余年来,孟实现了改善与印度关系,推动与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加强与伊斯兰国家间联系,积极加入国际和地区组织和合作机制,并深化与中国、日本、俄罗斯等主要大国间关系。孟加拉国之所以制定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主要基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区域安全三大需求。未来,孟加拉国将继续与印度保持紧密联系,与中国持续加强合作,并强化与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间关系,为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乌克兰危机对越南与俄美中三国关系的影响

俄罗斯-乌克兰与中国-越南是经常被西方学者相提并论的两对断层线冲突国家。可能正因为如此,当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一些类似问题很快在越南引起巨大反响,诸如“越南会不会也被塑造为战争代理人?”以及“与大国相处如何才能避免兵戎相见?”等问题,持久地在越南引起热议,相应地,越南社会各界还围绕越俄关系、越中关系、越美关系展开探讨。其中,小国与大国相处之道、南海问题等,成为越南人观察乌克兰危机时较为普遍的切入点。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个当事国均与越南有着良好关系,应对和战场同样激烈的外交舆论战,对越南的大国平衡外交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笔者经过仔细梳理后认为,越南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再次表现出了高超的外交平衡术,从这个角度上说,乌克兰危机对越南与中、俄、美三个大国的关系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美帝国主义干涉老撾及其失败述略

1954年7月,在奠边府大捷后,日內瓦協議得以簽訂,终止了法、美帝国主义的骯髒战爭,在尊(?)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独立、主权、統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①但也就在1954年,在印度支那各國形勢中出現了一个新因素,     

论印度在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下的战略困境——以“边缘人”为理论基础

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人口大国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经贸方面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以及良好的合作基础,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由于印度对中国表现出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导致了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磕磕绊绊,这种现象尤其在区域合作层面最为明显。在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以区域合作为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印度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不成熟和不可取的。文章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式,以"边缘人"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印度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是否使其陷入,以及如何陷入"边缘人"的战略困境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试论"老挝中立"的演变

老挝于1945年赢得独立,接着在反法殖民战争后于1954年初步获得日内瓦会议保证的中立国地位;1962 年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正式确立老挝的永久中立国地位,1977年又自动丧失永久中立国地位。本文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分析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末“老挝中立”的演变历程和印度支那国际局势的变迁及大国间关系。     

印度国旗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变迁

国家象征物的确定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国家象征物的选择与改变则反映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变迁.印度国旗诞生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期间.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国旗的核心理念是以印穆团结为中心的宗教和谐、教派团结.1931年国大党决议通过的印度国旗反映的是具有甘地色彩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1947年印度国旗的形制正式确定,象征着尼赫鲁式国家的建立,其蕴含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经历了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到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变.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独立前就不赞同国大党设计的各版国旗,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拒绝接受印度国旗.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印度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接受了印度国旗,并将国旗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出台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对国旗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再解释.印度国旗的形制虽然未发生变化,但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变化,标志着印度已由尼赫鲁式国家向印度特性国家的转型.从独立前到独立后,印度国旗的形制和象征意义处于不断流变的进程中,这种流变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变迁进程.印度国旗不断流变的关键动因则是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美国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194 6 - 195 4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 ,出于东亚冷战和加强欧洲合作的双重需要 ,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不断进行调整 ,从开始的所谓“中立”逐渐转向对法国的全面支持 ,不仅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提供了大量经济、军事援助 ,而且愈来愈表现出欲在该地区取代法国的倾向。美国对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所奉行的政策产生了严重后果 ,它为日后美国更深地陷入越战泥潭铺平了道路 ,特别是这一时期美国决策者提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更是危害深远。     

边境战争失败后尼赫鲁政府的应对策略

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军连战连败,不仅在"前进政策"下侵占的中国领土尽数失守,而且损兵折将,近四千名官兵被俘.当印军全线溃败的消息传回以后,印度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恐慌情绪,各方面对尼赫鲁及其内阁的批评与指责也纷至沓来.为了应对中国军队可能发动的"全面入侵",恢复1962年9月8日的实控状态,保持国家的"自由和完整",并在"对等"的基础上交换印军战俘,维护印度的"体面、尊严和自尊",尼赫鲁政府对前期的内外政策做了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自认为更加"务实"的策略:一是抛开"不结盟"政策,极力向美、英等国求助,走上了与西方国家结盟反华的道路;二是从有选择的排华转为无差别地围捕和拘禁华侨,将他们作为交换印军战俘、逼迫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妥协让步的人质;三是曲解国际公约,反诬中国将印军战俘扣为"人质",以此诋毁中国政府,博取国际社会更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策略虽未完全达到目的,却使中国在西南战略方向长期面临较大的压力,中国政府接回所有被拘华侨的计划也随之落空.中国政府由此判断尼赫鲁政府并无和解的意愿,印度已完全转向了反华阵营.其后十余年间,双方关系持续冷淡.直到1976年,中印两国才再次互派大使,逐步改善双边关系.     

越南与大国关系的若干动向

全面革新开放以来 ,越南“从广交友少树敌”到“愿意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做朋友” ,努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其经济建设服务。其外交实践越来越灵活、务实 ,体现出全方位、多样化的特征。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 ,越南重视与传统伙伴国的关系 ,与邻居国家的关系 ,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但从其近年的外交实践看 ,与大国的关系却一直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可以说 ,越南外交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与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世纪之交 ,在国际、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变动的背景下 ,越南与大国关系非常活跃 ,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 ,在此过…     

印度独立后思想文化的发展特点

本文指出,印度独立后的思想文化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尼赫鲁时期、后尼赫鲁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不同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不同;而改革开放时期印度思想文化的特点更值得关注.     

“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

本文从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影响力不断增大的角度,解析越共十二大期间的越南外交。文章首先剖析越共十一大期间南海问题如何主导越南外交,再在此基础上分析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为南海问题所主导的可能性。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影响到越南外交的走向以及多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影响到南海地区局势。越南外交被南海问题所主导,即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背景因素包括:首先,越南的多重"危机感"折射到南海问题上,放大了南海问题对越南的影响力;其次,南海的重要性被空前提高,导致越南内政与外交在南海问题上的投入都越来越大;第三,专业外交团队的积极运作,是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直接原因。上述三个方面因素在越共十二大期间,不仅不会消失,还有可能被进一步强化。此外,越南外交因南海问题而更趋活跃和积极,提升了越南的战略优势,为越南赢得了更多国际支持。所以,越共十二大期间越南外交"南海问题化"的态势会进一步强化。     

从越南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看南海问题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炒作

作为海洋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之一,十多年来越南外交研究机构持续主持召开关于南海(越南称"东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机制。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越南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和南海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各届会议的新特点。越南主流媒体对此次会议给予了较多关注和宣传报道,力图表现出研讨会的所谓"公正性""学术性""法理性"特点,反映出的意愿则是服务于攫取和扩展自身海洋权益的目的,并与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立场相呼应。举办方试图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台的形式,渲染南海复杂和严峻的形势,推卸在南海制造麻烦和分歧的责任,宣扬其南海政策主张,寻求影响和主导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维护南海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南海区域国家和东盟的共同愿景,推动这一愿景的落实是各方的责任,越南需要拿出切实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其媒体也应该发挥出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大国经济外交,是大国以权势转移、塑造世界秩序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外交仍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因此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外交。但中国具有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具备高效率运用经济实力的制度优势,以及义利并重的文明属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未来中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是逐步确立大国雄心和大国意识,加强战略规划和打造大国均势体系,因国施策实施精细外交,与金砖国家等协同实施"共同经济外交战略"。中国要稳健审慎使用实力资源,渐进推进大国经济外交。     

冷战后美俄中南亚博弈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大国关系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国际格局形成了互动效应.本文以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冷战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俄中三国在南亚问题上政策的异同,展望这一地区大国关系的互动前景以及对中国外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