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病视角下的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解读——基于社会失范理论的分析

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会使其身心受损，他们通常会以被动接受、消极反抗、暴力或犯罪的表现形式来显示其对社会消极甚至破坏的态度、行为，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因闲暇生活的缺乏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已经不是单个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本文旨在尝试以社会失范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缺失进而导致行为失范的社会病态问题，以期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与出路

伴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新的视角。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在于:中国现行的社会管理制度本身成为当下中国矛盾凸显期的风险源,社会管理"内卷化"现象的愈益凸显将带来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累积和爆发,风险责任主体的模糊和缺失使社会管理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成为常态。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出路在于:重塑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建新型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社会组织化程度与青少年犯罪

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变化是青少年犯罪的控制性因素之一。社会解组理论虽然分析了社会失范现象的原因，但并没有完全解释失范问题出现的社会现实原因。社会组织化程度下降导致社会控制力减弱，青少年犯罪现象就会大量出现。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单位组织、社区组织都出现了瓦解、转换，社会组织化程度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下降趋势，因此青少年犯罪会迅速增长。通过增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和提高稳定性，强化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可以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     

关于社会冲突中贫富矛盾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社会问题的出现，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凸显起来。贫富差距的拉大虽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如果任由这种差距不断扩大，贫富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会愈演愈烈，最终影响到改革发展的稳定大局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失范与青少年道德教育困境

本文以个体社会化的研究视角,分析了目前与青少年道德教育困境密切联系的三种社会失范现象,即权威失范、社会主导价值混乱和角色失范,并试图找出三种社会失范现象与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内在依存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如何应对三种社会失范的一些浅见。     

游离于必然与偶然之间的青少年弑亲事件：失范的视角

弑亲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正常社会学现象，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学失范的视角，采取宏观结构转型——中观社会网络异化——个体行为偏差的逻辑进行分析，弑亲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道德失范的一种反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体现于哪个具体的个案则有着相当的偶然性，而这与这类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网络，尤其是家庭关系网络异化直接相关。基于原因不同，弑亲大致可分为迁怒型、逆反型和冲动型三类。     

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的经济制度肇因与风险化解

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当下我国存在的群体性事件体现了这一规律性,其核心原因在于经济制度结构的疲弱。在转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只要支撑新制度的结构尚未建立,社会冲突的隐患就一直存在。国家和社会要化解社会冲突不断滋生的社会风险,既需要建立和完善现代法治体系,也需要构建关于法治的社会信念和意识形态教育体系。     

广东省与台湾省社会发展比较

台湾省现代化走在整个中国区域现代化的前面，而广东省作为大陆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后起优势明显，与台湾省的现代化差距迅速缩小，并在某些方面已接近或超过台湾。两地在经济起飞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化与环境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与矛盾，成为粤台两地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国困惑: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背离

在1990—2000年这10年中,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人们的幸福感却骤然下降。这一情况与如下观点相矛盾,即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将增加而不是减少人们的幸福感。我们利用相对剥夺理论中"失意的成功者"这一概念解释这一难题。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变得越来越偏向高收入阶层,以至于相对于平均收入,多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多大提升。因此,人们的经济不满意度上升,并成为压抑幸福感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伴随社会急剧转型出现的其他消极情绪,如社会失范和不满,对中国人的幸福感抑制作用较小。文章还探讨了这些结论是否普遍适用于转型国家这一问题。     

关于构建基层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长效机制的思考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较为突出,基层检察机关处于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线,应当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从细化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关机制、刑事和解机制、社会矛盾排查机制、渉检上访应对机制、检察救助机制等制度方面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将社会矛盾化解落实在基层。     

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危险

<正>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为什么穷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严重,为什么官二代能比穷二代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为什么国家富裕了生活变好了社会矛盾却激化了?社会板结化了吗,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是否还存在,二代们真的     

社会文化环境与青少年犯罪

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阴暗面的衍生物。要遏制犯罪的蔓延,必须大力净化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多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它对人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作用,不可能是单一因素的结果。但是,在诸多因素中,社会文化环境作为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常常发生着深刻、明显的作用。研究社会文化环境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社会文化转型与青少年社会化的矛盾 一定的社会有一定的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文化也在发展变化着。社会文化对于个人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人的社会化是指人获…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冲突治理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冲突的凸显期和多发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承认和正视现实社会冲突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意味着在社会冲突的治理方式上,要走一条非暴力、非对抗的治理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治理和化解社会冲突的持续过程,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嬗变及其政治意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与政治经济制度衰变和社会矛盾凸显相伴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执政当局宣传和社会现实之间出现认知失调;将困难遭遇"错误归因"于移民问题等外部性因素,排外情绪滋长;蔓延的失衡心理和群际威胁感引发社会冲突和攻击行为;西方自信加速消解导致"自尊滑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的不断嬗变发展,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其强大的反作用机制将逐渐产生作用,为制度变革提供心理动力和精神准备,亦为我们分析判断发达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新视角、新维度。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杨雪冬研究员访谈

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进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中国也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高风险期。短短20多年发生的高速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消费模式、生活模式以及认知模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等都面临着巨大的调整与改变。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借鉴国外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及其实践的经验。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央编译局杨雪冬研究员。下面是他同本刊记者的谈话。     

对社会弱者以贩养吸问题的理性思考

立足于对陕西省社会弱者以贩养吸问题的调研，本文认为社会弱者以贩养吸难以惩处的状况，反映出我们当前禁毒工作中的以下问题：刑法与行政法在衔接上的法律冲突、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之间的矛盾、戒毒经费地方承担和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矛盾、实体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矛盾、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中的领导支持。这些普遍性问题的解决，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弱者以贩养吸乃至毒品违法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公民社会的生长机制：政府与社会合作——以老旧城区社区物业服务为解读对象

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组织化的力量不仅能整合多方分散化的资源，而且能有效避免个体单独行动带来的无序、冲突和矛盾。与政府组织和市物组织相比，公民社会组织在整合社区资源、动员居民参与、创新服务理念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破解共用物品的供给困境，需要加强政府和社会的合作。     

拉美一些国家执政党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做法

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国家的社会矛盾一直比较尖锐,社会问题不断加剧,其中最突出的是贫困现象严重,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严重不公,失业率持续上升,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制度表现出明显缺陷,社会暴力活动和犯罪现象严重,腐败行为扩散,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拉美国家一些执政党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缓解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这些措施主要有:扶危救困,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就业增长;加强对腐败行为的治理,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推进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努力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安定。虽然拉美国家在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方面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和困难,但其应对社会矛盾的经验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与整合——北京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新贫困现象",直接催生了我国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救助政策的出台和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救助政策的整合与配套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本文基于北京市的相关情况,研究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和制度衔接,整体效能发挥的问题,在分析当前社会救助存在的部门分割、制度分割、城乡分割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