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絮语

本期的论文,讲的是民主,社会分层、人本发展、和社会支持等变量都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腐败。这里必须承认的是,用民主说事,有偏见的嫌疑。民主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仍然有待讨论。中国国内的俞可平（2006）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的吹鼓手福山（2011）却在中国说,世界要向中国学习。     

腐败:全球恶魔

腐败已经影响到全球发展,但是界定腐败的路径多种多样,让人迷惑不解。可以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腐败现象,将腐败视为社会网络中的复杂社会交换。投入时间或资金的人,共同结成联盟,形成社会资本,其投入也会带来相应的回报。越发达的国家,腐败越隐蔽,需要长期的信任、互惠和可供执行的准则才能实现。在国际上,治理腐败的规范趋向统一。反腐败唯一可行的路径在于由法律(而非道德)来界定腐败,从规制罪犯转向规制犯罪。     

中东欧国家的腐败与反腐败——腐败相关理论适用性探析

进入转型期后,中东欧国家的腐败状况并没有因为引入"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而呈现趋好态势。总体而言,公共采购和医疗是中东欧国家腐败的集中领域,而高层腐败和司法腐败严重则是其重要特点。中东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引入"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建构"清廉国家"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只有在法治程度良好的条件下,民主制度才有利于打击腐败。若法治环境恶劣,民主制度反而容易引发腐败。撇开背景因素,将计划管制或自由市场的任一方归结为腐败的根源性因素都是不妥的,相对于政府支出的规模,政府支出的类型更应该得到关注。真正对反腐败起到核心作用的因素是法治程度,改善法治环境是打击腐败的关键点。     

浅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信息同其它的能源及物资同样已然成了人们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资源。作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事务的管理者,政府本身就拥有并控制着大部分的信息资源,应该说,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政府信息化公开的程度如何。政府信息的公开不但能够很好的使得腐败现象得以预防和治理,还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完善,依法行政进一步发展,更能够促进公众政治事务参与程度的扩展,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稳步、健康、和谐、持续发展。本文就我国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展开探讨。     

印度腐败与肃贪的赛跑

在印度,民主的困局、历史的延续、社会的结构、转型的剧烈……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导致了腐败的猖獗。种种迹象表明,2011年将成为印度人改变对腐败容忍度的分水岭。最近,印度总理辛格要求他政府内的所有部长申报个人财产明细,并在政府网站对相关信息予以公开,以供公众查阅。辛格政府还提出要对《预防腐败法案》进行修改,从     

政经体制与官场廉贪之关系的研究

国家政体与官员贪廉之间的关系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复杂的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历经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即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以前的政治上的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时期、政治上的中共一党揽政和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在政治上逐步恢复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与这三个发展时期相对应,官场风气也经历了从腐败现象频发、廉洁奉公到腐败现象爆发并大面积蔓延的跌宕起伏这样三个阶段,中国官场最清廉的时期恰恰是党内和社会政治民主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时期.在印度及其他某些实行多党民主政体的国家和地区,分权制衡的民主政体并没有遏制住官场腐败.民主政体下的官员未必清廉,非民主政体下的官员未必一定腐败.官员腐败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原因.某些国家的民主政体在遏制腐败问题上的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缺乏积极的、强有力的、具有健康价值观的公民社会.     

对“26岁腐败现象”的社会学透视

“26岁腐败现象”的实质就是腐败群体的年轻化倾向,它表明腐败已渗透进青年群体。“26岁腐败现象”和“59岁现象”以及“39岁现象”的先后继起和同时并存,表明腐败已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年龄层次。“26岁腐败现象”既与我国当前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干部政策中存在的局限有关,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本文从腐败青年主体的腐败机会、腐败动机及腐败后受惩罚的危险性三方面,对其进行了原因剖析。     

论腐败行为的法律控制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腐败不断滋生蔓延。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主要表呈现出腐败行为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腐败行为主体职位从低到高延伸、腐败行为集团化、被迫型腐败行为方式等四种趋势。因此,要从财产申报、补充《刑法》进行立法控制,从提高反腐败人员的素质、加大查处力度、严格确保执行到位等方面进行执法控制,从加大反腐机关的独立监督权、加强新闻舆论的监督、加强群众监督等方面进行监督控制。     

控制腐败的域外借鉴——从2009年清廉指数排行榜谈起

腐败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肿瘤，对社会的危害极其严重。权力污染、信用污染和环境污染被称为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而其中腐败又是与权力有关的最大污染。控制腐败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多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从国外廉洁制度和国家控制腐败的措施入手来探讨全球腐败控制的基本要素，可得到许多启示，并更好地借鉴他国经验，促进和完善我国控制腐败的制度建设。     

两种腐败

<正>在经济学家眼中,腐败必然会拖累经济发展。就像经济学上的其他很多理论遇到中国就不管用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似乎和这个规律不相符。显而易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腐败在广度和程度上都日益严重,但经济发展仍然一路高歌猛进。腐败不仅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发展的润滑剂,并因此被用来论证"适度腐败论"的合理性。     

拉丁美洲的悖论:政治参与的收敛性和社会排斥性

限制拉美地区民主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存在,民主包容理论、民主赤字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都不能解释近现代拉美地区不平等性的根源。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分析了拉美地区福利政策的特点,对拉美自由主义的某些缺陷以及一些政治学家提出的"社会民主"的概念作出了批判,解释了拉美特色民主的深层意义,探讨了重构拉美地区社会民主的可能性。     

丹麦为什么不腐败?

系统的教育和平等的理念,以及特有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很大程度上有效遏制和减少了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再加上细致入微的"零容忍"廉政制度,共同促成了丹麦的清廉传奇。"童话之国"丹麦,一个清廉之风扑面的美丽的北欧国家。它的廉政建设举世公认,腐败现象趋向于零,几近绝迹。多年来,丹麦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常常名列第一、第二。2009年得9.3分紧追新西兰列第二,2010年同样得9.3分与新西兰并列第一,2011年得9.4分又是紧随新西兰之后列第二。丹麦的清廉是一贯的,也是整体性的,其清廉程度与不少国家相比可谓遥遥领先。     

自由主义的平等观

自由主义传统有很深的对平等的坚持,而这种坚持是推动许多社会变革及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自由派应该好好利用这些资源,拓阔自己的视野和想象,令社会变得更加平等。2012年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张"图解政治:左派VS右派"的图片,简明地解释了左派和右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根本差异。所谓右派,也就是立场接近自由主义的人。据此图,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左派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并由此推论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例如右派主张建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有限政府、代议民主制以及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等,左派则主张国家主义、直接民主、福利国家和财富再分配等。     

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合作治理:影响、演变与中国应对

合作治理是各国政府在处理跨域公共事务时的优先选择。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政府受特定区域性组织的约束和支持会减少,国内合作治理的范围会扩大且力度会增加,政府与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平等。合作治理模式下将有越来越多的参与主体和政策创新形式,不断改进的相关法律框架以及不断增强的制度化与合法性程度。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等是对逆全球化趋势的有力应对。     

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

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腐败随着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的增多,市场因素的渗透而日渐严重。造成苏联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对腐败认识的局限、在处理腐败案件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市场因素的渗透以及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     

论点摘编

波兰左翼因失业和腐败丢失政权社会分层、高失业率(19%)和腐败是波兰左翼力量在2005年9月25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近几个月来,保加利亚的左翼力量重返政权,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几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左翼阵营都得到加强。可是在俄罗斯,腐败和社会分层仍是主要问题,但却不存在左翼掌权的威胁。自2001年起执政的民主左派力量联盟把波兰经济从停滞状态引上发展的道路(2004年经济增长了5.4%),但却陷入腐败的泥潭,因而失去选民的支持,仅得11.31%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公正”党(民族天主教派)和“公民纲领”党(自由保守…     

法外经济转型:公共制度中的腐败、信任与中东欧转轨国家的非正规经济

文章考察了中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中非正规经济的作用。非正规经济一方面被界定为在法律之外的(常常是违法的)但却是货币化的"黑色经济",另一方面又被界定为在法规监管之外的非货币化的和非法的"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文章发现,在一些国家,黑色经济对于支持家庭收入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家庭经济或社会经济则占据支配地位。在第三种类型的国家中,正规经济则支配着其他经济。文章研究了哪些民众参与了这些各不相同的经济,结论认为,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对于穷人、老人和农村地区的居民起到了社会安全网的作用,而黑色经济则是那些状况已经好转的民众进一步提高收入的选择。文章发现,更大规模地参与非正规经济与公共制度信任的流失和腐败感知程度的提高存在相关性。因此本文认为,法外经济活动会导致对国家信任的下降,虽然这种情况在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腐败的产生与现代化进程和政治体制的类型都没有关系,而与国家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就会导致腐败,腐败则会进一步降低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要对政府进行准确定位,防止政府因错位、越位而导致权力腐败。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在治理腐败方面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治理的方式不一样,治理绩效也大相径庭,但其中不乏卓有成效的腐败治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民主化的社会条件及机制——查尔斯·蒂利的民主理论

蒂利以政府行为与公民要求之间的一致性定义民主,把"将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实现类型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分离以及削减自治权力群体的自治能力"三个方面规定为民主化的关键社会基础。他认为,当且仅当这三个方面交互发生的时候,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才能达至广泛的、平等的、有保护的和相互协商的要求,有效的、持久的民主才会出现。     

简析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游说

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是美国权利结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美国政治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由于美国的大国地位及美国对外政策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在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外国（或地区）政府也仿效美国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影响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在谋求“独台”、“台独”的同时，加大了对美国的游说力度，争取美国的支持。本文根据有限的资料．就台湾当局通过游说影响美国对台湾地区政策的途径、手段、效果进行一些分析。以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