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反理性与公共理性:理性范式变迁与公共行政学科成长

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背离理性:公共行政学演进的隐匿线索

现代公共行政是依据理性的原则建构起来的,理性主义也是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主导思潮。在20世纪,许多公共行政学者一直存有背离理性的冲动,并在非理性主义的方向上付出了许多努力,使背离理性构成了公共行政学演进的一条隐匿线索。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反复交锋中,理性主义不断受到冲击,行政理性的概念也越来越呈现出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引入,学者们背离理性的努力进入了对公共行政进行非理性建构的阶段,并提出了关怀型政府等理论方案。     

民主政治、理性官僚与公共行政

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一直是备受关切的重大课题。官僚体系一直被看作是"披着狼皮的羊",是民主治理的敌人而非朋友。因而,如何协调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紧张关系,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核心难题。文章认为,现代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价值诉求,影响了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民主宪政传统使得公共行政沦为宪政价值与民主价值的侍女,而理性官僚制常常导致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之间的多重紧张与冲突。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满足现代行政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片面强调效率与经济的管理主义思维模式,彰显公共行政所赖以立足的规范价值与思想观念。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的三维理性逻辑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行为作为公共行政的内在构成,需要以公共行政的价值要求来定义自身。机关行政成本治理需要以超越机关部门和机关行政行为的限制,以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观念,寻求治理的整体性方案。机关行政作为一种理性行为的表达,内含着价值理性、事实理性与工具理性。机关行政成本的战略性治理模式需要在三种理性相结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引导下进行。价值理性在事实理性的运用中得以外显,在工具理性的实践中获取支撑,这是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理性诉求的实现过程。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再定位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面对新环境的挑战 ,公共行政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正寻求新的定位。新制度主义、网络理论、治理理论将是指导公共管理的三个主要理论 ,而行政联合将是应对挑战的新的公共行政实践。总之 ,公共行政学的这些变化使它重新找到在政治科学中的定位     

超越“旧”与“新”——《公共行政的精神》述评

如同其他学科,西方公共管理学也是伴随着反思与批判而不断发展的。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弗雷德里克森,正是在对传统行政学过分注重效率和职业主义倾向的反思,以及对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学的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公共行政精神”的主张,进而促进了行政管理学说的完善。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精神”理论主张,并客观评价了弗氏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反思公共行政的行动逻辑: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百余年来，面对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公共行政思想发生着嬗变。以工业文明为叙事文本的传统主流公共行政的理性价值及其话语体系，已经难以完全解释和反映当今现实世界的现象及其本质。因而，如何在汲取公共行政理性价值优势，修正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建立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理念，成为公共行政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重大问题。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隐忧:理论与方法

现代性是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产生的宏大叙事背景。假定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与现代性相契合且未发生变化,该范式引发了公共行政民主与效率的价值争论并主导了逻辑实证主义与规范性的研究路径。由此发生了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的隐忧,即公共行政理论外向拓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拘泥于规范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并侧重于后者,导致实践中的公共行政日益陷入现代性困境而不自知。公共行政需要担当寻求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责任,进而在理论与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     

试析公共行政学认同危机的发生逻辑与消解理路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图景中,公共行政的概念和学科的认同危机一直是暗藏其中的危险信号。战后政策科学的兴起、行为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的新公共管理,使得公共行政学的阵地一再被侵占;丢失了相关研究视角之后,公共行政概念有衰落之势,其学科身份亦遭到质疑。回顾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还原二十世纪中后期该学科的认同危机,可对危机的发生逻辑和消解路径做一定的分析和思考。     

论公共需求与供给：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主题

社会公共需求与政府公共供给的关系,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基本主题.公共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发展史,就是一部公共行政发展史,也是一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公共需求与供给作为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决定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是我们构建公共行政学科学体系的基础.     

魔鬼、精神与大象——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失败的反思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那些给公共行政领域划定了边界的领军式的"理论家们",专注于攻击价值中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罪恶。文章对过去半个世纪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评论,这是一种挑起争议的评论,评论的焦点是西蒙-沃尔多争论,该争论最终导致公共行政学接受了一种"专业"身份,而不是在社会科学中寻求学科地位。对该领域的学术领袖和"看门人"近期著作所作的审视表明,这种反实证主义研究的迷狂仍在继续,而无视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进展。公共行政学家要进行一场政治的与范式的变革,以满足将该领域推进到一种学科地位的需要。     

公共行政效率研究的发展趋势

公共行政效率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研究呈现三大趋势:从内部效率到外部效率研究,从管理学效率研究到公共行政学效率研究,从公共行政效率研究到公共行政绩效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效率与效益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地位转换。     

和谐社会生成中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

从分层次、系统化和整体性的角度考量,公共行政的价值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工具性价值,它包括效率、公平和秩序;目的性价值,它包括人性完善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它作为一种理性追求,对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上升到一种目的性的认识高度,即目的性价值。同时笔者关注现实社会中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失衡,并寻求实现和谐社会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路径。     

责任性与避责: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大问题

什么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旨趣和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区别于私人部门管理,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本体论属性。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使得公共行政管理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责任性问题。回顾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发展,责任性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核心旨趣。与责任性一体两面的避责研究是目前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有重大意义。通过对国内外避责研究文献的述评,本文探讨未来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提出从避责问题研究出发,发展行动研究是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未来发展的重点。     

公共行政学发展进程中的价值研究——兼论效率价值与规范价值的互动与流变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公共行政价值观的争议与互动。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采用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工具技术来提高政府效率,而规范价值取向则以追求社会民主、公平等公共行政的理想目标为其最高价值。二者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相互交缠,难分难解。研究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互动与流变,对于深化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研究、理清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轨迹,促进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公共行政学研究可以撇开国家概念吗？——对劳伦斯·冯·斯坦因思想的反思

本文首先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关于国家与公共行政学研究之间关系的争论，进而追溯德国乃至世界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冯·斯坦因关于国家和公共行政学的思想；深刻论证了冯·斯坦因如何基于国家概念推导出公共行政的概念体系和学科框架；最后指出了冯·斯坦因学术思想对于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启示与缺陷。     

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价值:对罗森布鲁姆价值框架的借鉴

中国公共行政学面临的学科价值危机是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问题,也反映了其在中国制度条件下的研究取向问题。公共行政学科价值源于公共行政实践及其发展需要,必须与公共行政的当下实践形成呼应并有所指引。借鉴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价值分析框架对管理价值、政治价值与法律价值在中国的可应用性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表明,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价值应正确反映和回应公共行政实践价值的内容和结构,中国公共行政学应加强研究中的价值自觉,对不同公共行政价值进行适当平衡,并实现与公共行政实践的衔接。     

“新公共服务”的公共理性诉求

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替代性研究路径,新公共管理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用市场理念和企业家精神来重塑行政理念和价值,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方面,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得到了不少的赞成和肯定,但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鲜有兴趣.而以美国学者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高举公共行政价值追求的旗帜,将管理主义者边缘化了的公民权、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价值量度重新置回行政话语的中心,而公共理性是实现以上公共行政价值观之基础,可以说,公共理性是新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理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