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被害人过错与犯罪

被害人过错在犯罪发生中诱发犯罪人犯罪意识的产生，提供犯罪实施的有利条件。被害人过错从不同角度划分可分为不同种类。认识被害人过错，减少被害人过错将有助于预防、减少犯罪的发生。减少被害人过错须：提高社会成员对被害人过错的认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公民对犯罪的辨别力、免疫力和抵抗力，建立了被害人过错责任机制。     

杀人案中的被害人援助

杀人犯罪是凶杀性的暴力性犯罪。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预防杀人犯罪以及如何对杀人罪犯正确的定罪量刑,而忽略了对杀人犯罪被害人及其遗属的研究,尤其是对他们如何进行援助。从另一方面看,最好的犯罪被害人援助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本文从被害人的角度对杀人犯罪被害人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对杀人案中的被害人的援助问题。     

西方国家有关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理论介评

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些犯罪中被害人是存有过错的。对于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应承担被害责任；二是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犯罪人的应受谴责性降低。按照第一种观点会得出被害人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结论，这是不妥当的，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     

犯罪被害规律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因此，预防青少年犯罪必须着眼于各种角度。本文立足于被害人这一视角，通过对青少年犯罪所针对的被害人特点、侵害类型及加害人与被害人互动关系的分析，探讨了青少年犯罪的发生规律，从而从预防被害的角度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措施，主张应将防范被害纳入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整个体系之中。     

论无被害人犯罪

无被害人犯罪一般是指基于行为人的自愿和彼此双方同意进行的犯罪，关于其犯罪化的根据理论上存在着争议：即无被害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本文详细的分析了不同学者的观点，阐明了无被害人犯罪化的根据；论证了无被害人犯罪犯罪化的诸多局限，最后主张应当对其进行非犯罪化。     

对贵阳市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学分析

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研究拐卖儿童的犯罪,通过对犯罪人、被害人、犯罪行为的逐一关注并分析,找到拐卖儿童犯罪的特点、规律,使打击更具针对性,使预防和控制拐卖儿童犯罪的方法、措施更为具体,并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达到减少拐卖儿童犯罪的目的。     

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保护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和利益，是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人权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台湾自1998年实施“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并在实践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而多次对其加以修订和完善，有关被害人保护的许多理念、规定和做法值得大陆在制定被害人保护法时借鉴。本文特对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过程、主要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并就其对大陆的借鉴意义谈点粗浅的认识。     

对儿童被害人的援助

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如果我们把犯罪学比作硬币的正面,那被害人学则是该硬币的反面。而传统的犯罪学往往忽视被害人学的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也是如此。人们在对青少年的犯罪原因进行剖析时,往往忘记了对青少年被害人的援助,被害人成了“被遗忘的的角落”。本文分析了儿童被害人的定义、儿童被害人的种类、儿童被害人的实态以及儿童被害人的援助,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和家长对此问题的关注。     

浅谈无被害人犯罪的中外立法研究

虽然无被害人犯罪化是各个国家刑事立法的趋势,但我国的立法和刑事政策上对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明确。同时虽然各国都有对无被害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但也不完全一样。本文就是从分析国内外关于无被害人犯罪立法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无被害人犯罪与未成年人保护

无被害人犯罪是非犯罪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基础是刑法的谦抑性,这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共通之处。同时,无被害人犯罪主张对属于该范畴的犯罪作轻刑化或者非犯罪化处理,但如果这类犯罪中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则不仅不能作如此处理,还应当对行为人从重处罚,这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应有之义,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精神。     

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路径的选择与优化

《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预防和处置家庭暴力行为的空白,针对各种家庭暴力行为设置了救济方案。作为我国首部规制家庭暴力的法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界定了家庭暴力的范畴、统一了近年来关于家庭暴力概念的争议,为家庭暴力犯罪的刑事救济设置了双层次的介入通道。但近距离审视其具体规定,在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路径设置上仍有失精致性,未能准确给予家庭暴力犯罪中诸如性暴力等争议问题规范定位,处置家庭暴力犯罪在理念上仍然有可优化的空间。在立足于行进中的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进程的基础上,针对司法适用中常见的虐待罪认定、婚内强奸认定、以暴制暴问题的认定提出了具体处置方案,并择取家长主义刑法、被害人过错和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家庭暴力犯罪刑事救济介入和干预理念优化的主要选项。     

强奸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疏导

强奸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的犯罪行为,未成年被害人被强奸后通常表现为羞愤、恐惧、自暴自弃、报复、无所谓、和自责等心理状态。在处理此类案件中,我们应严格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名誉并且保证有女性询问她们,尤其要注意心理疏导;针对以上心理状态,我们应帮助她们树立正确的贞操观念、自爱自强的观念、法制的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     

被害人视角下的诈骗犯罪预防

现今,诈骗犯罪十分猖獗,犯罪人的诈骗手段日趋翻新,被害人往往损失惨重。其中,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处分财产是诈骗犯罪既遂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被害人个人的质素往往是诈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从被害人的预防诈骗犯罪,化被动为主动,最终有效的减少诈骗犯罪。     

犯罪被害人学的几个主要理论范式

犯罪被害人学是20世纪仍年代脱颖而出的一门新兴学科，对犯罪黑数问题的解决、犯罪原因的深化研究、司法公正、犯罪被害人与司法机关的合作、犯罪预防的“平民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对犯罪被害人学的五个主要理论范式，被害性理论、个人被害因素理论、生活方式暴露理论、日常活动理论、被害人化理论进行了评介。     

试论诈骗犯罪中被害人过错及预防

如果说被害人过错的较普遍存在是当前犯罪高发及危害趋重的重要因素，那么在诈骗犯罪中，则可以说如果没有被害人的过错，诈骗犯罪就不可能成功。正是基于这种规律特征，研究被害人过错，并有效减少被害人过错，对于抑制诈骗犯罪的发生，尤其是减少诈骗犯罪的危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拙文结合笔者多年从事公安、刑事审判工作实践，就诈骗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特征及预防谈点肤浅认识。     

业务领域受骗人识别义务与诈骗犯罪之限定

面对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的“只看两头不看中间”的诈骗犯罪认定局面，有必要补足其中的被害人因素。借由诈骗犯罪而发迹的被害人教义学未合理限定其作用场域，试图普遍化地赋予被害人谨慎识别义务来限缩诈骗犯罪的适用，难免导致说理上捉襟见肘。在日常生活领域，不存在可期待普通受骗人自我保护的正当化根据，面对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被害人，也不存在所谓的“一般人”或者“可支配”的标准。对此，只要欺骗行为使具体的受骗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导致财产损害结果，即存在条件因果关系，就可以认定行为人诈骗犯罪既遂。与之不同，在发生于特定业务领域的诈骗犯罪中，由于法律一般化地赋予了业务人员审核识别的义务即存在对其可以排除(或支配)风险的合理期待，被害人教义学的相关主张便有了用武之地。在多业务环节的诈骗犯罪中，应以最后环节的业务人员，即最终处分人的可支配情况作为认定诈骗犯罪的依据。在业务人员存在严重疏忽甚至对虚假事项明知的情况下，可以承认其在诈骗因果流程或风险实现中的支配能力，由此不仅应当否定对行为人的结果归属，还应当否定诈骗行为，即行为人不成立犯罪。如果业务人员只是存在业务瑕疵，便不影响对行为人的归责判断和既遂认定。     

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理论与本土化构建

刑事犯罪的高发，使刑事被害人的保护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人那里得到损害赔偿的被害方，生活陷入困境，由国家予以一定经济救助的制度。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均衡的需要，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防止未成年被害人恶逆变

犯罪现象中的未成年被害人在全球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的恶逆现象广泛存在,形成社会的一大肿瘤。为了遏制这一可悲的现象,本文在对未成年被害人恶逆变现象发生的机制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对策。     

论拐卖犯罪中的儿童被害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为了使拐卖犯罪被害人(包括儿童被害人)避免遭受二次伤害,也为了成功地识别和起诉拐卖者,建议依据《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及其母约,借鉴加拿大、美国、泰国等国的做法,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刑事诉讼法》第62条关于特殊案件的特殊证人保护的规定,使拐卖犯罪的儿童被害人及其亲近的人在必要时获得隐私、身份和人身方面的保护。同时,制定专门的保护性法律,使处于政府照看之下的拐卖犯罪被害人以及参与拐卖犯罪案件调查、起诉或审理的被害人获得人身保护,而不以被害人参与或同意参与相关刑事程序为前提。为了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特殊保护,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通过专门条款对参与作证的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隐私、身份进行保护。     

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新论

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躲避、抵御侵害的自我保护机制还未形成等，更容易遭受某些犯罪的侵害，而且这种被害具有个性特征。针对未成年人被害的现状和特征，国家有责任构建和完善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以更好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只有包含受监护权和隐私权在内的实体性权利与包含陈述意见权和特别司法保护权在内的程序性权利均得到保障，才是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障的理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