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法中错误素质的要求

错误是美国刑法理论中的一种抗辩事由。本文对“不知法律不免罪”这一规则进行了辩证分析,具体阐释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阻却刑事责任的条件,指出无论是哪一种错误都必须达到足以否定行为人具有主观犯罪意图的程度,才可作为合法辩护的理由。     

论刑法中错误的分类

作者对外国刑法理论上错误的分类进行了说明，并对我国刑法理论上关于错误的分类进行了阐述，对各种分类进行了辨析，论证了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的传统分类方法的合理性。     

刑法因果关系论之危机、反思与出路

刑法中研究因果关系是为了解决归责问题,因而不能用哲学因果关系的研究代替之。而事实因果关系根本不需要在刑法的领域探讨。刑法所要解决的只是法律因果关系的问题。为了与刑法的宗旨相连,并且坚持因果判断上的客观性,不如将法律因果关系的概念转化为客观可归责性的概念,并借鉴德日有关理论,创设具体的判断规则。     

经济刑法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理论反思与规则重塑

经济刑法保护法益的抽象性、流变性以及犯罪构成的模糊性、复杂性，决定了适用于核心刑法领域的违法性认识错误规则无法完全适用于经济刑法领域。是故，需要重新反思和架构适用于经济刑法领域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判断规则。在判断标准上，应当放弃“职业推定”的立场，采用“类型化之一般人标准”；在判断前提上，当法规范本身缺乏明确性或行为人认为其行为有高度合法可能性时，应当肯定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存在，同时主张以“刑事推论”取代“刑事推定”，避免司法者习惯性地“知法推定”，从而导致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宽宥功能在经济刑法领域无从发挥；在判断方法上，虽采用同核心刑法领域相同的阶段式审查，但应更加公平地分配刑事犯罪风险，允许经济活动者对有利于自己的法院判决和中立、专业、无偏私的专家意见予以信赖。     

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于结果犯占据了近半数的渎职犯罪而言,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认定此类犯罪的关键。一方面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遵循刑法因果判断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由渎职罪所保护的法益所决定。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法律拟制的特点。在具体判断时,既要基于渎职犯罪行为的特点进行一般考察,又要以法律上实质的原因力为标准进行因果关系的个别判断。     

刑法领域潜规则及消解

依据吴思先生的潜规则理论,从刑法的视角探视,很容易发现,在刑事法领域,除了刑法的明文规定以外,还存有一些始终影响或参与刑事法律运作的规则,亦即潜藏在法律明文规定之外的潜规则,审视法律运作中的潜规则,既可以避免潜规则对明规则的肆意侵袭,更好地彰显刑法基本原则;还可以通过关注、规制合理的潜规则,使明规则与潜规则更好地契合,共同完成刑法的任务.     

不能犯未遂与不能犯辨析及完善路径——以张筠筠、张筠峰运输毒品案,赵长锁盗窃案为切入点

不能犯未遂自德国刑法学者提出以来一直是刑法理论中颇具争议的领域,刑法学者对该问题相当关注。两大法系对不能犯未遂观点悬殊,即便在大陆法系,也存在不同主张。与外国的不能犯学说相比,我国不能犯未遂在理论根基适当、判断层次合理,有助于发挥刑法的规范机能、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判断标准简明、实务操作性强等方面存在优势。应当完善犯罪未遂定义,明确犯罪既遂概念,改进未遂犯处罚方式,使我国不能犯未遂理论更加完善。     

论身份在共同犯罪定罪量刑中的意义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身份不仅对于单独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此,外国刑法中大都有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专门规定,在刑法理论中也都有共犯与身份的一席之地。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与身份未作一般规定,刑法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对身份在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中的意义加以阐述,以期深化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违法性认识错误避免可能性的判断——以大陆法系国家(地区)的刑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为进路

"不知法不免责"是处理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过于"冰冷"而未考虑行为人对错误的避免可能性,故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视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或可避免的情形而分别规定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处罚。如何判断、以何标准判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避免可能性就成为刑法理论的重要问题。司法官站在不同的角度、坚持不同的立场、秉承不同的刑事政策就会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进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我国对此进行借鉴和参考,结合常识、常理、常情,采用认定过失的标准进行综合判断。     

日本刑法中的事实错误理论研究

事实的错误是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错误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相差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日本刑法解释者是怎样平衡司法与立法的。本文主要介绍了关于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即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并对日本的事实错误理论进行了简单的评析。     

关于教唆犯性质的再认识

在刑法理论中,通常将教唆犯作为共犯的一种类型加以探究.共犯理论最为复杂,在刑法学界争议也最多,日本刑法学者中义胜曾感慨道:"认为‘共犯理论是绝望之章',确实不足为怪."[1]而教唆犯又是共犯理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共犯的性质上,具体体现在共犯从属性和共犯独立性两大阵营的对抗.由此,通过中外立法比较,以有利于司法实践为角度,探析我国刑事理论上应然之观点甚为重要.     

试述刑法的自主性

刑法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古老的法律,一旦被纳入法治的范畴之中,孕育出法治刑法这一概念,就应当体现出自主性,必须而且能够摆脱传统观念中的工具地位,赢得其独立的话语权,相应地,作为具有时代精神的科学的刑法学应当以理论的自足性体现和捍卫刑法的自主性.     

论网络游戏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讲 ,网络游戏玩家账号中的虚拟装备等网络资源属于刑法财产犯罪保护的对象 ;比较目前司法实践对这一命题的否定看法可以看出 ,我国刑事司法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应当进一步协调刑法确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矛盾。此外 ,在成文刑法面临新的社会需求而需要积极解释适用时 ,与刑事立法一样 ,司法适用者应当考虑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论刑事领域中的严格责任

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处理某些特殊的侵害行为时 ,忽略罪过的形式和有无 ,而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唯一的着眼点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制度。严格责任在我国刑事法律领域 ,既有现实需要 ,又是客观存在的 ,在刑法总则上仿照《民法通则》的做法 ,加入“没有罪过或罪过形式不明确 ,但法律规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总摄规定 ,在刑法分则或单行刑事法规中将适用严格责任的范围加以明确 ,使我国刑事领域有关严格责任的理论和立法自成体系。     

现代社会中通奸行为的“非罪化”

古今中外的刑法史上,通奸通常被规定为犯罪,并且课以严厉的刑罚。但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刑法在加强打击法定犯的同时,逐渐退出公民个人的私生活空间,让位于其他法律和道德规范。刑法的“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正是现代法治的要求,由此就不难理解现代社会中通奸行为的“非罪化”。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严打”的理性思考

"严打"是现阶段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对其肯定与否定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一些理论依据。事实上,"严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满足了公众报应心理,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万能的重刑主义思想:"严打"虽然是我国现阶段控制犯罪的必要选择,但又具有明显的行政强制和人治色彩。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应理性评估"严打"的得失,将"严打"与国家其他刑事政策、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等加以协调,其中,"重重轻轻"或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应是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基点。     

走“平民仁道”还是“精英霸道”——现代民主法治视野下犯罪构成理论的理性选择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学术对垒已成为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主要争鸣态势。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体现了民主法治的精神。德日犯罪成立理论有着复杂深奥、晦涩难懂的品性,广大民众对这一理论难以理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法治相违背的理论。现代民主法治呼唤大众化、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     

中止犯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由于各种原因,各国中止犯在立法方式、法律性质、成立要件及刑事责任方面差异甚大。我国有必要参照国外中止犯的相关立法与理论,采取中止犯与未遂犯混合规定方式并将预备中止犯非犯罪化,增设准中止犯,在采取必减免制的同时增加中止犯与既遂犯的转化性规定。     

道德犯罪学的启蒙和传承

加罗法罗的“自然犯罪观”是道德犯罪学的启蒙。他从基本道德出发构建犯罪概念、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 ,对西方犯罪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新解读加罗法罗 ,对中国“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犯罪心理测试程序规范化研究--刑事诉讼的角度

犯罪心理测试作为科技发展的一项成果,在许多国家刑事诉讼中已经得到运用,也显示了其作用.我国自引进这项技术以来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在理论上仍存在着较大争议.我国目前并无对犯罪心理测试的明确法律规范,也就使得其实施虽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但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程序规范.这是与程序法治所格格不入的,必须从诉讼法的角度对其应用程序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