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叶挺将军的《囚歌》

叶挺是一员战将,平时写诗并不多,但有一首写于狱中的《囚歌》却极有名。说起这首诗的面世,与郭沫若有直接的关系。叶挺与郭沫若结识很早。北伐时期,郭沫若担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行营秘书长等职;叶挺则是一战成名的"铁军"独立团团长。战争的紧张和残酷,使郭沫若与叶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友谊。1927年3月,郭沫若写出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不得不亡命日本。1937年返国后,国内局势已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到武汉后,叶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诗文唱和

1926年,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广州相遇、相识、相知,其后两人之间的友谊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应爱国民主人士之索,书赠1936年2月词作《沁园春·雪》一首,顿时轰动整个山城。词曰:     

批武训：毛泽东与郭沫若的首次政治分歧

毛泽东和郭沫若这一对共同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炮火洗礼,始终用枪和笔并肩作战的老朋友,在建国之初,却因为一部电影而出现了首次政治分歧。武训,一个靠乞讨兴办“义学”的乞丐,由于陶行知和郭沫若等人的赞扬,直到1950年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完成,在新中国被知识界和文艺界的颂扬达到了颠峰,郭老作为文坛领袖,在此中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面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高屋建瓴的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从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对于《武训传》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批评,让郭沫若措手不及,他只有不断的检讨和自我批评从而稍缓心中的不安;一对老朋友之间的首次政治分歧,因为政治高度的不同而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重评郭沫若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诗——兼对一种简单化研究视角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过中国科学技术界的一些领导职务.受这些身份的影响,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了大量的“科技”理念和意象.以往,学界对这类科学诗关注不足,偶尔的研究也往往只注意这类诗的“政治性”内容.事实上,除政治身份之外,郭沫若还具有“公共人物”的身份,从这一视角切入,可以重新考察郭沫若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亦可获得相对丰富的理论阐释和新的意义挖掘.     

郭沫若与陈布雷的诗歌唱和

1941年11月,重庆文化界为庆祝郭沫若五十华诞之即,收到了蒋介石的文胆、幕僚长陈布雷的贺诗并附贺信.郭沫若欣然接受并回赠和诗以表谢意.成就了抗战时期陪都文坛的一段佳话.郭沫若与陈布雷分属于两个不同营垒的著名文人.文人相轻乃文坛司空见惯,更何况两人阶级立场壁垒分明,生活情趣大相径庭.     

“马恩”何时入《女神》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有旗帜意义的新诗集。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其中收录了一首《匪徒颂》，是郭沫若为反对日本新闻界对中国青年的诬蔑而作。     

毛泽东吟咏杭州

毛泽东曾说,在北京待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北京去,里面就有东西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视察,上海、杭州、武汉、郑州、成都等地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其中,杭州是毛泽东最喜欢去的地方,被他称作"第二故乡",在他的一生中,他曾40多次来到这里,并留下了4首吟咏山水之作.     

郭沫若在“红八月”

当红卫兵在那狂暴的“红八月”把“革命大批判”之火烧向郭沫若时,这位文坛泰斗面对那些骇人听闻的罪名,终于写下他生平唯一一首反映文革真相的词。     

诗坛友谊传佳话——毛泽东与柳亚子

柳亚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郭沫若曾称柳亚子先生为“今屈原”。茅盾认为“柳先生的诗,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的历史,亦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称之为史诗,是名副其实的。”柳亚子一生与毛泽东有过三次聚会。第一次是1926年5月在广州;第二次是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两位诗人之间的友好交往、诗词唱和、书信往来,为中国的诗坛留下了一段千秋佳话。     

《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始末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复兴路上的强音——歌曲《走向复兴》中的岁月之痕、创作之源、文化之脉

深圳原创歌曲《走向复兴》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这首民族复兴之歌诞生仅一年多,就已经在大江南北迅速传唱。艺衡在《复兴路上的强音》中认为,歌曲《走向复兴》集中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和精神面貌,因而被盛赞为新时代的义勇军进行曲。     

毛泽东谈自己的诗词

毛泽东很 喜欢诗词,其诗词作品气魄之大、意境之深、文字之美、语言之精确,颇令行家称道.但他自己却认为不尽然.1966年6月,他在“西方山洞”(即韶山滴水洞)居住时,韶山同志因当时未找到他1959年回韶山写的《七律·到韶山》手稿,请求他再书写一次,他拒绝了.说:“这首诗还写得不理想,不书写算了.”对其诗词作品的解释,他也不求一改.《七律·到韶山》中有“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有人解释“黑手”指的是反动派,有人解释指农民.对此,我于1966年,趁郭沫若同志陪客来韶的机会,特请教过郭老.郭老说:“1961年出版毛主席诗词英文版时,我曾问过主席,‘黑手’到底指谁,主席回答‘黑手’指反动派.同时,我还问过主席,是否要同时出一本主席诗词和统一解释的     

曾山在皖二三事

曾山(1899-1972),江西吉安人,1925年投身革命,解放后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商业部首任部长及中央交通部部长、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等职,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与安徽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烽火中,曾山在皖南出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项英领导地方党组织,战斗在抗日第一线,为这场民族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渡江战役期间,曾山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担负中国革命关键之役--渡江战役的后勤保障重任;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到皖北地区考察灾情,主持了中国大江大河首个治理工程--治理淮河工程,成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奠基人;1960年,曾山再次来到安徽,调研交通、邮电工作,并向中央推荐马鞍山钢铁公司一项革新技术……     

朱德郭沫若诗传情怀

郭沫若与朱德的初次会面是在北伐战争期间.1926年,郭沫若在北伐军政治部任职.当郭沫若随北伐军进驻武汉时,刚从德国回来的朱德也来到这里.一天,朱德专程到设在汉口的政治部拜访郭沫若.朱德是一位很朴实的人,尽管在海外求学数年,却仍然穿着一件毛蓝布大褂.在郭沫若看来"他就像一位乡下的村长".     

寇平重上读书堂——郭沫若与南岳

<正>南岳衡山上，有一座古朴、典雅的书院——邺侯书院，该书院门口一处石刻上，刻有《登衡山邺侯书院》诗一首，其中最为人称颂的是尾联：“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诗中充分展现了令人热血沸腾的抗战豪情和决心。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名扬四海的郭沫若。     

郭沫若武宁劳军

五人生命寄一螺,怪事今霄意外多。漫道沙场征战苦,老爷车子费张罗。这是郭沫若1938年9月赴武宁途中口占的一首诗。抗日战争爆发后,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投笔请缨,回国抗战,于1938年4月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周恩来和郭沫若

<正>开国之初,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郭沫若同董必武、陈云、黄炎培任副总理。当时,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即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相当于政务院的3个分院。郭沫若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是周恩来管理文化教育工作的主要助手。而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相识相交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     

要历史地评价杜诗“三吏”“三别”

十年前,郭沫若同志写了一部研究古典文学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其中对杜诗“三吏”、“三别”进行了评价。郭老认为。这六首诗是杜甫的“刻意之作,基本上是写实,具有独创的风格”,“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把安史之乱时靠近前线的真实面貌,留下了一些简     

中将厅长郭沫若

赴南洋募捐之际,郭沫若突然收到陈诚的电报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回到阔别近10年的祖国,抵达上海。1928年2月,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的郭沫若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避难日本。10年后,在祖国危难之际,他毅然请缨抗战,秘密回国。行前,郭沫若作七律一首,以明其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此诗后被报纸刊登,传诵一时。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情绪激昂,铮铮之言掷地有声:“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     

郭沫若“负荆请罪”

1939年3月,郭沫若由重庆回到了阔别26年的故乡乐山沙湾。 郭沫若来到乐山县城,打听到他读中学时的老师帅平均还健在,心中涌起内疚之情,当晚就叫他的堂侄郭宗缙陪他前去看望帅老师。 听到他俩的喊门声,帅平均惊愕万分。郭沫若随着堂侄进屋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帅老师请罪。 郭沫若为何“负荆请罪”,其中有一段缘由:帅平均曾留学日本,担任嘉定中学郭沫若那一班的国文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