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选择：法团主义视角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利益代表和利益调节形式,是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性互动体系的概括,是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对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阐述法团主义较之“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的合理性和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借鉴意义,并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选择作了些尝试性的分析预测。     

新型社会保险 巨伞正徐徐打开——李沛瑶主席赴四川、陕西、上海调研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散记

建国几十年来,我国建立了一种以企业为职能载体的社会保险制度,这种以企业为单位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保障了劳动者的利益。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     

制度、利益与观念:男女同龄退休政策改革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三种主要政治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下的政治行为决定着男女同龄退休政策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制度因素,包括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行政决策制度、妇联组织的地位与参与方式等;利益因素,女干部、女工人及以男性为主体的决策部门所具有的不同利益;观念因素,在社会发展背景下利益各方对性别平等和退休年龄关系的理解也即对实现男女平等途径的不同认识。由于社会性别观念的深入、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我国的发展及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问题和养老问题等常量的变化,男女同龄退休政策的改革将成为可能。     

社会资本之于民主巩固的意义

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是民主巩固,而民主巩固是现代国家追求的目标.民主巩固是民主化了的民主,要实现民主巩固就必须构建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社会法团主义,另一种是国家法团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则更进一步决定了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适合采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发展社会组织,推动社会资本的发展,从而为民主巩固铺平道路.     

瑞典的新法团主义与经济发展：经验及启示

战后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沿着新法团主义路径建设包容性福利国家体制，创造了融合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的综合性发展。瑞典经验表明，要实现稳定的社会经济转型，包容性制度设置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倡导协商共识的政治过程、组织有序的社会团体、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积极有效的充分就业政策，以及包容性社会保护措施。新法团主义体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政治社会的弹性，可以为我国社会转型与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有益启示。     

利益表达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结构。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表达机制却没有发生同步的变革,以致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的消极因素。遵循党的十六大精神,构建反应灵敏、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持社会稳定、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立法民主的价值与保障

立法民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套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环节,对于表达和汇集民意、沟通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及促进积极的公民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立法的制度保障上,必须强调人民的立法主体地位,注重对利益集团、弱势群体等特殊领域的考虑,全方位地推进社会公众参与立法.     

性别失衡议题中的多元利益格局与政策博弈——对中国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的实证分析

性别失衡是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议题活动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政策博弈的过程.为揭示性别失衡背景下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本文依托Intemet和中国期刊网数据,分析了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中不同政策社群的利益博弈行为.结果表明:Heclo(1978)和McFarland(1987)关于政策议题网络的概念模型,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性别失衡政策议题网络,后者参与社群性质异化、边界模糊,具有更为复杂的现代政策多元主义特征.在议题网络中,各政策社群代表不同利益集团采取发言、劝告、旁听、争论等形式参与政策博弈,表现出两类博弈形态:一是议题交流型,就性别失衡的态势、原因、后果和治理等提交观点、表达利益,意在将本集团的议题态度融入公共政策进程;二是议题交锋型,围绕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真实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光棍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施行治理的必要性等,暴发激烈的议题观点时抗,意在就关键政策环节主导政策舆论环境.这两类利益博弈在性别失衡议题发展中具有近似量质互变的哲学辩证关系.     

我国立法提案程序中的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立法提案程序作为立法的启动程序,直接决定着哪些社会问题能够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可能予以法律规制.在立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确定最有立法价值的议题,就应当通过立法提案程序中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进行充分博弈和筛选.当前我国立法提案程序中的利益表达基本为机关提案垄断,要打破这种单一的格局,就必须转变国家主导主义的立法理念、改革立法规划制度、扩大立法提案权主体的范围.     

新制度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启发,西方政治学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三个主要流派为制度创新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觉,分别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三大逻辑,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宜性逻辑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联性逻辑。三大制度创新逻辑的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既要推进政治理念的更新,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也要理顺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规范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描述——法团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延伸

当前,中国大陆与社会的关系似乎与法团主义理论的制度设计相似,然而源自西方的法团主义其内在要求——市民社会,却与中国大陆现实不符。由此提出行政吸纳理论从宏观和微观重新界定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基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国家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回归法团主义所强调的独立且合作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普适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为此,从行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制度的初始性选择取决于相关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最初的制度选择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锁定"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不同制度的重要与否对不同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制度的自主性来自其维持的行动者的政治资源与行动能力;制度绩效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它带来的绩效增长,而且还关系到绩效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否,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实际上是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论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

信息社会中随着研究视角从"文化多样性"深入到"遗传多样性"领域,遗传资源荻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得到彰显.其根本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传统知识与原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协调;遗传资源提供方与利用方的利益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矛盾冲突的协调.就主体要件而言,群体主义权利主体模式具有可行性;就程序要件而言,事先知情同意规则、许可规则、来源地规则具有必要性;就知识产权体系下的惠益分享方式而言,积极参与具体研发过程具有战略性.在调整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诸多利益关系过程中,需要警惕四大风险:知识产权过度扩张而导致"反公有物悲剧";知识产权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工具并危害公共福利:利益分配新失衡致使"弱势主体"再次错失发展机遇;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的技术开发.     

户代表会议制度——维护农村稳定的新机制

在农村社会中,户代表会议制度以农村组织中基本细胞"户"为基础,构建了维护农村稳定的新机制.户代表会议制度以户为单位,户户派代表,人人可发言,干群齐建设,人人得实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维护农村稳定的新机制.本文通过对户代表会议制度进行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来探索户代表会议制度维护农村稳定的组织机制、表达机制、制度机制、激励机制,以期户代表会议能在我国广大农村借鉴和推广,为维护农村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正一、西方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成型后,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传入中国,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而计划经济的核心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本质上可谓是异曲同工。新自由主义在批判、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同时也变相地否定了中国正在执行的计划经济政策。无论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都有其优势与弊端,评价一项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的时候,不应当脱离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一项好的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在于能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效地促     

民间商会的代表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温州行业协会为例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特征对行业协会提出代表性的要求。但通过对作为民间商会典范的温州行业协会的调查表明，民间商会的代表性并不高，这主要表现为“一业多会”盛行、入会率不高、政治依附性和寡头化等。在影响民间商会代表性的因素中，既有中外行业协会发展中的共性因素（俱乐部组织边界、行业异质性），又有体现我国历史传统和政策环境的特殊因素（管理体制），还有包括二者的混合因素（治理机制）。对比德国、El本等法团主义国家商会的代表性，发现我国行业协会的代表性要求是对法团主义的一种误读，并且在我国不大可能按法团主义的模式构建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因此，必需将民间商会代表性由“行业代表”重新定义为“会员代表”，然后从理顺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优化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完善民主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和取消政治激励等方面提升民间商会的代表性。     

试析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构成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忠和经营信息.侵犯商业秘密权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侵权主体或是商业秘密权利人的竞争对手或是负有保密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侵害客体既包括商业秘密权又包括公平有序的社会竞争秩序;侵权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在主观上过错或无过错在不同情形下均可构成侵权.     

房屋查封中的买受人异议问题之审视——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

民事诉讼或执行过程中,法院查封的房屋往往是第三人从出卖人处买得,或已预告登记或实现占有。对上述各情形,绝对依据体现物权要件主义的《物权法》第九条及现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会导致对买受人的不公及造成社会不安定。鉴此,我们认为可以根据期待权理论,赋予买受人期待权具有对抗出卖人债权或物权的效力,从而达到维护房屋买受人合法权利、交易安全及社会稳定之目的,并且在理论上建立起更具中国特色的物权要件主义和期待权理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作为一种政治学制度分析"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国内政治学界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还处于引介阶段,实际运用还很少.它在我国政治学中适用性到底怎样呢? 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呢?本文试图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自身特性的视角探讨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它在我国政治学中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同时由于它本身的特性和局限性又限制了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运用.因此,对于中国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吸纳学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长处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学".     

试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制度的角度

对“五四”的性质的理解近年来逐渐形成三种解释，即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解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五四”对以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内在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破除人们内心的道德束缚有余，而制度约束建设不足，因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给法制尚不健全的中国带来了人的行为的极大混乱。